康有为“封圣”是自欺欺人
发布时间：2022-10-31 10:18:17作者：清心咒白话文网
康有为“封圣”是自欺欺人
他满腹诗书，却抄袭他人著作；宣扬仁义道德，却大肆聚敛海外华人财富；宣扬一夫一妻，一生却娶过六个妻子；一生宣称忠于光绪，却拿着伪造的光绪诏书欺骗他人，并间接造成了光绪的悲惨结局。
康有为
历史上不乏这样的读书人：满嘴仁义道德，暗地里却蝇营狗苟；写文章下笔千言，但治国之策却荒谬不已；谈爱国声泪俱下，但转脸便卖国求荣。在历史教科书及影视、文学中，一向被吹捧为伟人的康有为便是其中之一。卸下公车上书的领导者、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以及维新运动的领袖等光环，一个凡人形象便逐渐清晰。
一、涉嫌学术剽窃 治学急功近利
康有为早年政治抱负极大，但治学急功近利，了无建树。1882年，他第一次赴京科考落榜，归途路经上海，阅读了大量西方书籍，接触了进化论和西方的政治观点。1888年，康有为二次入京参加科考，又以失败而告终。而立之年的康有为仕途坎坷，而且没有像样的学术成果问世。
对康有为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当属张之洞的门生廖平。廖平将其著作《今古学考》分为《辟刘篇》和《知圣篇》。由于张之洞的政治顾虑，这两部书稿并没有出版。据廖平回忆，1888年康有为二次赴京科考时曾拜访他，他亦曾将《辟刘篇》手稿拿给康有为阅览。
后来二人又有约谈，廖平是否也将《知圣篇》手稿交给康，暂时没有详细史料可考，但一年后，康有为出版了《孔子改制考》，思想观点与廖平的《辟刘篇》《知圣篇》几乎完全相同。廖平指责康有为剽窃他的书稿，康有为不以为然。随后，《新学伪经考》出版，观点仍与廖平著作类似，廖平由此大怒。
史学界对于康有为对廖平著作的“借鉴”是否到了“抄袭”的程度，一直没有定论。钱穆、朱维铮等史家倾向于康有为确有抄袭的行为。康有为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前途，因此态度并不严谨。廖平认为，一部洋洋20万言的学术著作《新学伪经考》，不可能5个月就写出来。除了抄袭廖平著作的嫌疑外，这部书还有一个问题，即并非康有为一人所作，而是在他一众弟子的协助下编写的。（见张建伟：《温故戊戌年》）
二、为谋利益攀附权贵 为摆平弹劾贿赂官员
康有为的言论中，处处彰显“吾不出山，奈苍生何”的士大夫责任感，以及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豪迈气质。在后人眼中，他是无视权贵、大义凛然的正人君子和刚直不阿、忠君爱国的改革家。然而，史料背后的康有为却有另一副面孔。
仕途不顺的康有为一直没有中断在京的政治活动。这些政治活动有两方面内容：一是攀附权贵，请求政治推荐；二是打着爱国救亡的幌子，向各级官僚筹钱。
为攀附翁同龢，康有为游历北京时写作了《广艺舟双楫》一书，将翁同龢父子吹捧为大书法家。翁同龢因此接见了康有为，还将他推荐给了光绪皇帝。除了攀附高官外，他每次进京都会给各级京官写信讨钱。若有人给他十二两银子，他就称其为“大贤”；给他八两、四两，他就称其为“大君子”。（见梁鼎芬：《康有为事实》）
康有为的结交权贵、四方筹钱的政治活动为他摆平《新学伪经考》弹劾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《新学伪经考》流入京师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骚动。1894年，御史安维峻以“惑世诬民，非圣无法”弹劾康有为。弹劾语气很重，朝廷较为重视，让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。
康有为让梁启超在京“多方奔走”，最终摆平了这件事。该案的结果是，两广总督让康有为自行焚毁《新学伪经考》。（见丁文江、赵丰田：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）一桩“谋逆”大案，以自行焚毁书籍了结，让人震惊。梁启超的“多方奔走”居功至伟。
然而，到底是如何“多方奔走”的，康梁师徒只字未提。从梁启超的信件中，史家发现，所谓的“多方奔走”就是“花钱走后门”。当时，梁启超运作过的人有：帝师翁同龢、直隶总督李鸿章、两广总督李瀚章、广东学政徐琪、翁同龢的高徒张謇。（张建伟：《温故戊戌年》）
三、“公车”没有“上书” 改革激进力求速成
提到戊戌变法，首先会让人想到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。康有为在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中提到，他领导十八省举人上书，结果被督察院阻挠。然而，据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回忆，康有为确实写了“书”，举人们也的确开了会，但最终并没有上书。（见徐勤：《南海先生四上书记》）
康有为之所以没有上书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当时他得知自己已经考中了进士，担心上书会耽误前程。与康有为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当时有大量官员上书，也有大量的公车上书。据后世统计，“公车上书”大大小小一共有31次之多，而这其中并没有康有为的那一次。对这些上书，督察院不仅没有阻挠，而是表示支持。康有为不仅伪造了历史，还污蔑了都察院。（见黄健章：《戊戌变法史研究》）
康有为一直认为，慈禧等保守派阻碍了改革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甲午战争失败后，大清朝野都呼吁变法。关于新政，慈禧太后给光绪皇帝的指示是：“变法乃吾素志。凡所实行之新政，但不违背祖宗大法，无损满洲权势，即不阻止，儿可自为之。”正是慈禧的这个表态开启了戊戌变法。（张建伟：《温故戊戌年》）可以说，变法一开始并未受到慈禧等所谓保守派的巨大阻力，也没有康有为后来所称“帝党”、“后党”，而只有“母子档”。
慈禧之所以后来反对变法，实际上是康有为变法政策过于激进造成的。戊戌年正月，康有为请人代他上了《统筹全局折》，呼吁皇帝在内廷设立制度局，作为维新变法的机构。制度局下设的机构几乎囊括了一切政府事务。康有为认为，可以让朝廷大臣担任制度局总裁，但下设机构应该选维新派的通才担任。
康有为的这个建议是利用制度局架空六部，这让朝臣极为警惕，该建议未被采纳。此后，他又起草了《保荐人才折》，让徐致靖上书皇帝。这个折子的大义是，皇帝应把康有为安排在身旁做顾问，让康总揽全国大权。光绪皇帝很快做了批示，要求召见康有为。
面圣前，康有为遇到了保举过他的当朝权臣荣禄。当荣禄问实行了一两百年的法如何说变就变时，康有为的回答是，杀一两个阻挠新政的二品以上的大臣，法就变了。（王照：《方家园杂咏纪事》）这与他的“断发、易服、改元、迁都”的激进观点如出一辙。
据康有为回忆，光绪召见他的谈话共持续了2个半小时，皇帝接受了他的变法建议。（见康有为：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）然而，这是光绪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他。
在变法的过程中，康有为一直向光绪售卖自己“大变、全变、骤变”的变法思想。朝野同意康有为“全面改革论”和“速成改革论”的只有他康有为一人。（张建伟：《温故戊戌年》）
四、鼓吹“中日合邦” 邀请伊藤博文主政改革
戊戌变法中，康有为提出的变法建议全都有急功近利的一面，希望靠变法马上实现强国梦想。他最极致的表现是鼓吹“中日合邦”，戊戌年四月，康有为曾就“中日合邦”问题与日本政客矢野文雄开过讨论会（见康有为：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）。不仅如此，康有为还试图劝说光绪帝邀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主导变法。
当时的中国人对伊藤博文并不陌生。就在几年前，在日本首相任上，伊藤博文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。中国战败后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，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，并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、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。经此一役，中日国运逆转，日本凭借中国支付的战争赔款（相当于日本当时几十年的政府财政收入）而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，中国则从此一蹶不振。
康党的“中日合邦”理论来自森本藤吉1893年写的《大东合邦论》。森本藤吉是长期在华活动的日本政客。日本后来出台的“中韩合邦”、“大东亚共荣圈”政策也都来自森本藤吉的这套理论。
戊戌年七月，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，提出“迁都、借才、联邦”的建议。所谓“借才”，指的是聘请东西各国名士参与新政并委以实权，首推伊藤博文；所谓联邦，本意是中日两国合并为一国，像德国那样形成合众国，只是奏折中表意有些含糊。据史学家孔祥吉《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》考证，此奏章很可能是康有为代拟的。
同时，康有为联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，向光绪鼓吹“中英合邦”、“中日英合邦”。（见张建伟：《温故戊戌年》）从康有为建议邀请西方名士主政改革看，这种合邦并非外交结盟，而是政治合并。如果说汪精卫是在日本人的诱降政策下，半推半就与日本人合作的，那么在汪精卫之前40年，康有为是主动与日本合作，推行类似后来“大东亚共荣”的政策。
康有为的卖国政策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极大不满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伊藤博文来访，康有为、光绪皇帝先后会见伊藤。这种内外勾结的行为，触动了慈禧太后的敏感神经，直接导致了戊戌政变的爆发。（见郭霞：《伊藤博文访华与戊戌政变》）
五、利用伪诏骗钱 晚年生活奢靡
慈禧太后不支持变法后，光绪陷入不利环境。于是，他让杨锐带给“军机四卿”一封《密诏》，大意是，如今自己的位置可能不保，希望他们不要违背太后的旨意，想办法保全皇帝。这封《密诏》里并没有提到康有为。
光绪另有一封《密诏》让林旭带给康有为，大意是，让他迅速离京。康有为将光绪给“军机四卿”的《密诏》篡改为，皇帝说自己位置不保，希望谭嗣同等人设法相救。之后，康有为又命谭嗣同拿《密诏》夜访袁世凯，策划“围园杀后”阴谋。（见王照：《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》）最终，阴谋失败。这也是中学历史书上袁世凯的一大“污点”——出卖谭嗣同等君子。其实站在袁世凯的角度看，与他人谋反，刺杀领导人，这种要掉脑袋并且成功率不太高的事，实在没必要冒险去做。
戊戌政变爆发，谭嗣同、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等“军机四卿”被抓。同时下令抓捕的还有康有为及他的弟弟康广仁。结果康有为因为提前到了天津，听闻政变失败立刻出逃而躲过一劫，只负责通风报信的康广仁则被抓捕。连同与康有为联系密切的杨深秀，一共六人，在被捕三天后押赴菜市口砍头，史称“戊戌六君子”。这一切，康有为是后来才得知的。当时他坐上出逃的轮船时，心情颇为轻松。史书记载，康有为在烟台停留期间，逛了近处风光，在海边捡了贝壳，还买了六篓烟台苹果准备路上吃。
戊戌政变后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和王照流亡日本，继续政治活动。参与“围园杀后”阴谋的人中，只有康梁师徒尚且在世，其他人都已被杀。唯一可能泄露天机的是谭嗣同临死前写下的《狱中题壁》一诗。这首诗的原文是，“望门投趾思张俭，直谏陈书愧杜根。手掷欧刀仰天笑，留将公罪后人论。”。诗中的“掷刀”与“公罪”透露了康党的“围园杀后”阴谋。到日本后，康有为授意，梁启超执笔，将诗改为“望门投宿思张俭，忍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改后的诗，留下了慷慨赴死的豪情，但抹去了政治阴谋的痕迹。（见黄健章：《戊戌变法史研究》）
从1898年到1913年，康有为流亡海外15年。他靠伪造的光绪《密诏》成立保皇会，号称有百万人参加。他俨然成了光绪皇帝在海外的钦差。他借此在世界各地招摇撞骗，获得了大量当地华人的捐款。
利用这些捐款，他开公司、办实业、炒股、炒房，甚至还在墨西哥炒过一段时间地皮。康有为公私不分，将大量款项用于自己“周游列国”中的奢侈挥霍。周游列国的过程中，康有为住豪华酒店，吃喝用度奢靡。
他甚至以此款购买了不少中外文物、古董，据为己有。回国后，康有为广造精舍，在上海、青岛、杭州的花园别墅颐养天年。他一家老小十几口人，有几十位仆人伺候，包括印度仆人。他们家每年下来需要两万银元的花费。这些钱多来自康有为在海外靠保皇会筹到的救国款项。（见李从吾：《康有为：虚伪丑陋的圣人》）
人是复杂的动物，这一点在康有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他满腹诗书，却抄袭他人著作；宣扬仁义道德，却大肆聚敛海外华人财富；宣扬一夫一妻，一生却娶过六个妻子；一生宣称忠于光绪，却拿着伪造的光绪诏书欺骗他人，并间接造成了光绪的悲惨结局；力图变法报国，却把本来支持变法的慈禧推向了反对变法的一边。
结语
康有为身上所反映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性，是源于士大夫情怀却又受商业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通病。一百年来，留在世人心中的康有为，是神化了的政治符号。那是近代以来，中国弱国心态下造神运动的自然结果。康有为“封圣”一事，不是康有为骗了当代人，而是当代人自欺欺人。
康有为
历史上不乏这样的读书人：满嘴仁义道德，暗地里却蝇营狗苟；写文章下笔千言，但治国之策却荒谬不已；谈爱国声泪俱下，但转脸便卖国求荣。在历史教科书及影视、文学中，一向被吹捧为伟人的康有为便是其中之一。卸下公车上书的领导者、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以及维新运动的领袖等光环，一个凡人形象便逐渐清晰。
一、涉嫌学术剽窃 治学急功近利
康有为早年政治抱负极大，但治学急功近利，了无建树。1882年，他第一次赴京科考落榜，归途路经上海，阅读了大量西方书籍，接触了进化论和西方的政治观点。1888年，康有为二次入京参加科考，又以失败而告终。而立之年的康有为仕途坎坷，而且没有像样的学术成果问世。
对康有为学术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当属张之洞的门生廖平。廖平将其著作《今古学考》分为《辟刘篇》和《知圣篇》。由于张之洞的政治顾虑，这两部书稿并没有出版。据廖平回忆，1888年康有为二次赴京科考时曾拜访他，他亦曾将《辟刘篇》手稿拿给康有为阅览。
后来二人又有约谈，廖平是否也将《知圣篇》手稿交给康，暂时没有详细史料可考，但一年后，康有为出版了《孔子改制考》，思想观点与廖平的《辟刘篇》《知圣篇》几乎完全相同。廖平指责康有为剽窃他的书稿，康有为不以为然。随后，《新学伪经考》出版，观点仍与廖平著作类似，廖平由此大怒。
史学界对于康有为对廖平著作的“借鉴”是否到了“抄袭”的程度，一直没有定论。钱穆、朱维铮等史家倾向于康有为确有抄袭的行为。康有为做学问的目的是为了政治前途，因此态度并不严谨。廖平认为，一部洋洋20万言的学术著作《新学伪经考》，不可能5个月就写出来。除了抄袭廖平著作的嫌疑外，这部书还有一个问题，即并非康有为一人所作，而是在他一众弟子的协助下编写的。（见张建伟：《温故戊戌年》）
二、为谋利益攀附权贵 为摆平弹劾贿赂官员
康有为的言论中，处处彰显“吾不出山，奈苍生何”的士大夫责任感，以及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豪迈气质。在后人眼中，他是无视权贵、大义凛然的正人君子和刚直不阿、忠君爱国的改革家。然而，史料背后的康有为却有另一副面孔。
仕途不顺的康有为一直没有中断在京的政治活动。这些政治活动有两方面内容：一是攀附权贵，请求政治推荐；二是打着爱国救亡的幌子，向各级官僚筹钱。
为攀附翁同龢，康有为游历北京时写作了《广艺舟双楫》一书，将翁同龢父子吹捧为大书法家。翁同龢因此接见了康有为，还将他推荐给了光绪皇帝。除了攀附高官外，他每次进京都会给各级京官写信讨钱。若有人给他十二两银子，他就称其为“大贤”；给他八两、四两，他就称其为“大君子”。（见梁鼎芬：《康有为事实》）
康有为的结交权贵、四方筹钱的政治活动为他摆平《新学伪经考》弹劾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《新学伪经考》流入京师后引起了较大的社会骚动。1894年，御史安维峻以“惑世诬民，非圣无法”弹劾康有为。弹劾语气很重，朝廷较为重视，让两广总督李瀚章查办。
康有为让梁启超在京“多方奔走”，最终摆平了这件事。该案的结果是，两广总督让康有为自行焚毁《新学伪经考》。（见丁文江、赵丰田：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）一桩“谋逆”大案，以自行焚毁书籍了结，让人震惊。梁启超的“多方奔走”居功至伟。
然而，到底是如何“多方奔走”的，康梁师徒只字未提。从梁启超的信件中，史家发现，所谓的“多方奔走”就是“花钱走后门”。当时，梁启超运作过的人有：帝师翁同龢、直隶总督李鸿章、两广总督李瀚章、广东学政徐琪、翁同龢的高徒张謇。（张建伟：《温故戊戌年》）
三、“公车”没有“上书” 改革激进力求速成
提到戊戌变法，首先会让人想到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。康有为在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中提到，他领导十八省举人上书，结果被督察院阻挠。然而，据康有为的弟子徐勤回忆，康有为确实写了“书”，举人们也的确开了会，但最终并没有上书。（见徐勤：《南海先生四上书记》）
康有为之所以没有上书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，当时他得知自己已经考中了进士，担心上书会耽误前程。与康有为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当时有大量官员上书，也有大量的公车上书。据后世统计，“公车上书”大大小小一共有31次之多，而这其中并没有康有为的那一次。对这些上书，督察院不仅没有阻挠，而是表示支持。康有为不仅伪造了历史，还污蔑了都察院。（见黄健章：《戊戌变法史研究》）
康有为一直认为，慈禧等保守派阻碍了改革。然而，事实并非如此。甲午战争失败后，大清朝野都呼吁变法。关于新政，慈禧太后给光绪皇帝的指示是：“变法乃吾素志。凡所实行之新政，但不违背祖宗大法，无损满洲权势，即不阻止，儿可自为之。”正是慈禧的这个表态开启了戊戌变法。（张建伟：《温故戊戌年》）可以说，变法一开始并未受到慈禧等所谓保守派的巨大阻力，也没有康有为后来所称“帝党”、“后党”，而只有“母子档”。
慈禧之所以后来反对变法，实际上是康有为变法政策过于激进造成的。戊戌年正月，康有为请人代他上了《统筹全局折》，呼吁皇帝在内廷设立制度局，作为维新变法的机构。制度局下设的机构几乎囊括了一切政府事务。康有为认为，可以让朝廷大臣担任制度局总裁，但下设机构应该选维新派的通才担任。
康有为的这个建议是利用制度局架空六部，这让朝臣极为警惕，该建议未被采纳。此后，他又起草了《保荐人才折》，让徐致靖上书皇帝。这个折子的大义是，皇帝应把康有为安排在身旁做顾问，让康总揽全国大权。光绪皇帝很快做了批示，要求召见康有为。
面圣前，康有为遇到了保举过他的当朝权臣荣禄。当荣禄问实行了一两百年的法如何说变就变时，康有为的回答是，杀一两个阻挠新政的二品以上的大臣，法就变了。（王照：《方家园杂咏纪事》）这与他的“断发、易服、改元、迁都”的激进观点如出一辙。
据康有为回忆，光绪召见他的谈话共持续了2个半小时，皇帝接受了他的变法建议。（见康有为：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）然而，这是光绪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召见他。
在变法的过程中，康有为一直向光绪售卖自己“大变、全变、骤变”的变法思想。朝野同意康有为“全面改革论”和“速成改革论”的只有他康有为一人。（张建伟：《温故戊戌年》）
四、鼓吹“中日合邦” 邀请伊藤博文主政改革
戊戌变法中，康有为提出的变法建议全都有急功近利的一面，希望靠变法马上实现强国梦想。他最极致的表现是鼓吹“中日合邦”，戊戌年四月，康有为曾就“中日合邦”问题与日本政客矢野文雄开过讨论会（见康有为：《康南海自编年谱》）。不仅如此，康有为还试图劝说光绪帝邀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华主导变法。
当时的中国人对伊藤博文并不陌生。就在几年前，在日本首相任上，伊藤博文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。中国战败后签订了《马关条约》，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，并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、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。经此一役，中日国运逆转，日本凭借中国支付的战争赔款（相当于日本当时几十年的政府财政收入）而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，中国则从此一蹶不振。
康党的“中日合邦”理论来自森本藤吉1893年写的《大东合邦论》。森本藤吉是长期在华活动的日本政客。日本后来出台的“中韩合邦”、“大东亚共荣圈”政策也都来自森本藤吉的这套理论。
戊戌年七月，刑部主事洪汝冲上书光绪皇帝，提出“迁都、借才、联邦”的建议。所谓“借才”，指的是聘请东西各国名士参与新政并委以实权，首推伊藤博文；所谓联邦，本意是中日两国合并为一国，像德国那样形成合众国，只是奏折中表意有些含糊。据史学家孔祥吉《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》考证，此奏章很可能是康有为代拟的。
同时，康有为联合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，向光绪鼓吹“中英合邦”、“中日英合邦”。（见张建伟：《温故戊戌年》）从康有为建议邀请西方名士主政改革看，这种合邦并非外交结盟，而是政治合并。如果说汪精卫是在日本人的诱降政策下，半推半就与日本人合作的，那么在汪精卫之前40年，康有为是主动与日本合作，推行类似后来“大东亚共荣”的政策。
康有为的卖国政策引起了慈禧太后的极大不满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伊藤博文来访，康有为、光绪皇帝先后会见伊藤。这种内外勾结的行为，触动了慈禧太后的敏感神经，直接导致了戊戌政变的爆发。（见郭霞：《伊藤博文访华与戊戌政变》）
五、利用伪诏骗钱 晚年生活奢靡
慈禧太后不支持变法后，光绪陷入不利环境。于是，他让杨锐带给“军机四卿”一封《密诏》，大意是，如今自己的位置可能不保，希望他们不要违背太后的旨意，想办法保全皇帝。这封《密诏》里并没有提到康有为。
光绪另有一封《密诏》让林旭带给康有为，大意是，让他迅速离京。康有为将光绪给“军机四卿”的《密诏》篡改为，皇帝说自己位置不保，希望谭嗣同等人设法相救。之后，康有为又命谭嗣同拿《密诏》夜访袁世凯，策划“围园杀后”阴谋。（见王照：《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》）最终，阴谋失败。这也是中学历史书上袁世凯的一大“污点”——出卖谭嗣同等君子。其实站在袁世凯的角度看，与他人谋反，刺杀领导人，这种要掉脑袋并且成功率不太高的事，实在没必要冒险去做。
戊戌政变爆发，谭嗣同、杨锐、林旭、刘光第等“军机四卿”被抓。同时下令抓捕的还有康有为及他的弟弟康广仁。结果康有为因为提前到了天津，听闻政变失败立刻出逃而躲过一劫，只负责通风报信的康广仁则被抓捕。连同与康有为联系密切的杨深秀，一共六人，在被捕三天后押赴菜市口砍头，史称“戊戌六君子”。这一切，康有为是后来才得知的。当时他坐上出逃的轮船时，心情颇为轻松。史书记载，康有为在烟台停留期间，逛了近处风光，在海边捡了贝壳，还买了六篓烟台苹果准备路上吃。
戊戌政变后，康有为、梁启超和王照流亡日本，继续政治活动。参与“围园杀后”阴谋的人中，只有康梁师徒尚且在世，其他人都已被杀。唯一可能泄露天机的是谭嗣同临死前写下的《狱中题壁》一诗。这首诗的原文是，“望门投趾思张俭，直谏陈书愧杜根。手掷欧刀仰天笑，留将公罪后人论。”。诗中的“掷刀”与“公罪”透露了康党的“围园杀后”阴谋。到日本后，康有为授意，梁启超执笔，将诗改为“望门投宿思张俭，忍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改后的诗，留下了慷慨赴死的豪情，但抹去了政治阴谋的痕迹。（见黄健章：《戊戌变法史研究》）
从1898年到1913年，康有为流亡海外15年。他靠伪造的光绪《密诏》成立保皇会，号称有百万人参加。他俨然成了光绪皇帝在海外的钦差。他借此在世界各地招摇撞骗，获得了大量当地华人的捐款。
利用这些捐款，他开公司、办实业、炒股、炒房，甚至还在墨西哥炒过一段时间地皮。康有为公私不分，将大量款项用于自己“周游列国”中的奢侈挥霍。周游列国的过程中，康有为住豪华酒店，吃喝用度奢靡。
他甚至以此款购买了不少中外文物、古董，据为己有。回国后，康有为广造精舍，在上海、青岛、杭州的花园别墅颐养天年。他一家老小十几口人，有几十位仆人伺候，包括印度仆人。他们家每年下来需要两万银元的花费。这些钱多来自康有为在海外靠保皇会筹到的救国款项。（见李从吾：《康有为：虚伪丑陋的圣人》）
人是复杂的动物，这一点在康有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他满腹诗书，却抄袭他人著作；宣扬仁义道德，却大肆聚敛海外华人财富；宣扬一夫一妻，一生却娶过六个妻子；一生宣称忠于光绪，却拿着伪造的光绪诏书欺骗他人，并间接造成了光绪的悲惨结局；力图变法报国，却把本来支持变法的慈禧推向了反对变法的一边。
结语
康有为身上所反映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性，是源于士大夫情怀却又受商业社会影响的知识分子通病。一百年来，留在世人心中的康有为，是神化了的政治符号。那是近代以来，中国弱国心态下造神运动的自然结果。康有为“封圣”一事，不是康有为骗了当代人，而是当代人自欺欺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