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西游记》祖本新探——曹炳建
发布时间：2022-10-16 09:15:43作者：清心咒白话文网
《西游记》祖本新探——曹炳建
《西游记》祖本新探
曹炳建
吴承恩《西游记》的祖本问题，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争论中未能解决的问题。概括说来，有以下三种观点：
（一）杨本说。这是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最早提出来的。今国内学者陈新力主此说。
（二）朱本说。澳大利亚籍华人学者柳存仁先生在《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》中提出此说。今国内学者陈君谋、朱德慈等均主此说。
（三）大典本说。这主要是郑振铎先生在《西游记的演化》一文中提出的。英国学者杜德桥不同意朱本、杨本说，而坚持郑振铎的观点。国内学者李时人亦大致赞同此说。
我们认为，在以上三种观点中，郑振铎先生的意见仍然最具有说服力。兹就吴本和朱本、杨本、大典本的内部联系来阐述我们的看法。不当之处，希专家、同行予以批评指正。
一、朱本非祖本的内证
朱鼎臣其人生平如何？何时写定《唐三藏西游释厄传》？吴承恩又何时写定《西游记》？
（一）从总体来看，朱本的前七卷，除卷四叙写唐僧身世的有关情节为世本（世德堂本）所无外，其余情节和大部分词句，都和世德堂本前十五回大致相同，只是朱本相对简略一些[1].这证明两者之间确实有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。其中朱本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：首先，朱本前后内容详略有别，比例失调。前七卷共四十七节，仅容纳世本前十五回的内容；而后三卷二十节，却容纳世本后八十五回的内容，显示出头大尾小的畸形现象。其次，朱本前七卷和后三卷在风格上亦极不一致。前七卷因有不少诗词韵语（卷四除外）和大量细节描写，故生动形象，颇能感人；而后三卷却只有一系列故事情节的提纲，许多细节描写和诗词韵语都不见了，因而枯燥单调，情趣大减。基于此，说明朱本绝不可能是创作本，而只能是删节本。
世本与朱本相较，则比例适中，前后风格一致，情节照应紧密，全书显系出自一人之手。假如说吴承恩在前十五回抄袭润色朱本，后八十五回仅根据朱本提供的情节大纲进行创作，全书风格决不会如此一致。因此，我们几乎可以断言：是朱本抄袭删节了吴本，而决非吴本改写润色了朱本。
（二）朱本较世本少了乌鸡国、车迟国、通天河等几个故事，也能证明是由于删节时顾此失彼所造成的。最明显的例子，要算通天河的有关故事。朱本第六十七节“唐三藏取经团圆”中写唐僧师徒取经回程来到通天河，孙行者说：“来时得老鼋渡过，正在此河。”当老鼋驮着唐僧师徒渡河时，得知唐僧见到如来后并未代问寿数，便将身子沉下去，沾湿了取来的经卷。由于朱本前面删去了通天河故事，因而就使这些情节缺乏照应。
（三）从朱本的节末诗来看，也明显地有删节吴本的痕迹。朱本的第二、四、六、九节的节末诗，都是前两句分别同于世本的一、二、三、四回的回末诗，后两句分别同于世本的二、三、四、五回的回目。如其中第四节“祖师秘传悟空道”的节末诗为：“贯通一姓身归本，只待荣迁仙籙名。四海千山皆拱伏，九幽十类尽除名。”作为一首完整的诗来看，不仅用韵上犯 有忌讳，而且在意思上也不相连贯。可是，象世本那样，把前两句作为第二回的回末诗，把后两句作为第三回的回目，就显得文辞连贯一致。可见，朱本是把不该连在一起的四句，硬拼凑成了一首诗。
朱本有些节末诗，前两句同于世本节末诗，后两句为朱本独有，其高低雅俗之分，十分明显。如第五十三节“猪八戒思淫被难”的节末诗为：“从正修持须谨慎，扫除爱欲自归真。八戒无禅有凡意，被神绑缚在深林。”前两句较为文雅，后两句比较粗俗，显然风格不同。如果我们拿后两句和朱本加写的其它一些节末诗比较，就更能说明问题。如第五十一节“孙行者收妖救师”的节末诗为：“收妖取经金袈裟，半路又逢一庄家。猪妖强染人家女，行者持棒赶上他。”这和“八戒无禅有凡意，被神绑缚在深林”,真是如出一辙，与吴承恩的诗风绝不类似。可见，一位作家自有其独特的风格，掺假是一定要露出破绽的。
（四）从朱本的节目来看，风格上也有高低雅俗之分：凡是来自吴本的，一般比较文雅；凡是朱本添加的，一般比较粗俗。我们试看朱本卷五、卷六的节目（画“△”者同于世本回目）：
卷五：
△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△老龙王拙计犯 天条
太宗诏魏征救蛟龙 魏征弈棋斩蛟龙
△二将军宫门镇鬼 △唐太宗地府还魂
卷六：
△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刘全舍死进瓜果
刘全夫妇回阳世 △度孤魂萧瑀正空门
△玄奘秉诚建大会 △观音显象化金蝉
唐大宗描写观音像 三藏起程陷虎穴
其实，用不着特加指明，哪些节目文雅，哪些节目粗俗；哪些是吴承恩的手笔，哪些是朱鼎臣的墨迹，明眼人一看便知。假如朱本不是删节本，绝不会连节目的风格也如此不一致；假如朱本不是删节吴本，又怎么会袭用世本的部分回目呢？
（五）比勘朱本和世本，发现朱本较世本多出唐僧身世的有关情节。朱本虽然删去了世本的许多词句，但在某些地方反而要比世本多出一些文字。假如朱本删节世本，似乎不应删出原书没有的情节和字句来。这是认为朱本为祖本的一条重要的、似乎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据。其实，这个问题并不难得到正确的解释。世本之前，纵然没有更接近吴着原貌的《西游记》刊刻本，但一定有稿本或手抄本。其稿本的初本和定本之间，稿本和抄本之间，均可能会存在着文字上的差异。世本卷首陈元之《刊西游记序》明确地说：“唐光禄既购是书，奇之，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，秩其卷目梓之。”[2]可见，世本经过“好事者”的整理加工，和原本必然存在着文字上的差别。今学术界一般认为朱本的刊刻时间早于世本，其删节所根据的本子就不会是世本。所以，我们拿朱本和世本比勘，当然就会发现朱本在某些地方反而要比世本多出一些文字。其实，这只是世本和吴承恩稿本或抄本之间的文字差别而已。
明白了这些，也就不难理解朱本为什么比世本会多出唐僧出世的有关故事了。孙楷第先生认为：以吴本“记沙僧三众及龙马出身皆详其原委例之，似于玄奘亦不得独略。”世本之所以缺少唐僧身世的有关情节，是因为世本在刊刻时，“嫌其亵渎圣僧，且触忤本朝（高皇），语为不祥，亟为删去。”[3]50年代，黄肃秋先生曾把第九回以后和唐僧身世有关的文字辑出，共有十处之多。如果说吴本原书没有唐僧身世故事，这十处文字都将缺乏照应，成为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因此，黄肃秋先生认为，这十条内证，“雄辩地证明了‘陈光蕊、江流儿一节’故事在吴承恩《西游记》中是存在的。”[4]
从上述五条证据可知，朱本决不会是吴本的祖本，而只能是吴本的删节本。过去论者多从个别字句的异同论证两者的关系，很少从总体风格上加以区别，结果就不免如盲人摸象，各执一端而争论不休。
二 漏洞百出的杨本亦非祖本
相对朱本来说，杨致和的《西游记传》全书风格比较一致，但是，也仍然存在着前详后略、比例失调的缺陷。全书四十节，前十五节与世本前十五回，对应关系十分紧密；当然文字上要比世本、朱本简略一些。第十六节至三十节，情节发展加快，文字更显简略，不过有些节仍能和世本大致保持一比一的对应关系。从第三十一节到书末，仅十节篇幅，就包容了世本后六十一回的主要故事情节，完全打破了和世本一比一的对应关系。这种前详后略、比例失调的现象，证明杨本同朱本一样，亦不可能是创作本，而只能是删节本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从杨本本身来看，其文字有不少脱落之处，因而造成情节上的前后矛盾、漏洞百出。这一点，前人已经指出。我们这里仅择其要，并结合我们的考查，将这些矛盾和漏洞处按先后顺序开列如下，以备查考。
（1）第一节“猴王得仙赐姓”中，脱落了“仙石迸裂而产石猴”一段文字，因而造成情节前后脱节。
（2）第二节“悟空得仙传道”中，须菩提祖师驱赶悟空离山时说：“你去不许说是我的徒弟，若说，把你剥皮挫骨……”十年师徒相处，师父又多次秘传徒弟道法，其师徒之情深自不待言，但临别时却如此声色俱厉，再三严戒，不许徒弟说出师门出处，未免太不通情达理。对照世本相应之处则为：“你这去，定生不良。凭你怎么惹祸行凶，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。你说出半个字来，我就知之，把你这猢狲剥皮挫骨……”看来师父是怕悟空“惹祸行凶”牵连自己，才不许悟空说出师门出处。
（3）第三节“猴王勒宝勾簿”中，写两个人要把悟空拉进阴府，“恼起猴王性来，耳朵中取出花针，把勾死人打为肉酱”.可是，前文只写金箍棒“大有几丈，细如花针”,并未说藏在耳朵中。如今金箍棒突然从耳朵中取出，令人不知其所以然。
（4）第四节“玉帝降旨招安”中，写巨灵神受命挑战，“去至水帘洞，喝道：‘那业畜，早报弼马温知道’……”“那业畜”指谁？从杨本看不可知。世本相应之处则是巨灵神见到水帘洞外狼虫虎豹许多妖魔，才喝叫“那业畜”的。
（5）第十四节“唐三藏收伏孙行者”,写到观音菩萨教给唐僧紧箍咒时，并未表露真实身份，唐僧只知道送紧箍者为一“老母”.可是，第二十三节“唐三藏逐去孙行者”中，写行者被唐僧驱赶，要求唐僧去掉头上金箍，唐僧却说：“菩萨只与我紧箍咒，并无松箍咒。”不知唐僧何以知道紧箍咒为菩萨所教。
（6）第十六节“观音收伏黑妖”中，写悟空告诉观音，是“熊精偷了袈裟”.可是，从前文叙述来看，只将熊精称作“黑大王”、“黑汉”、“黑妖”等，孙悟空并不知其为熊精，何以此处又直称“熊精”?
（7）同上节，写悟空令高太公领走女儿翠兰，自己在房中等待猪八戒。猪八戒来后，错把悟空当成媳妇，“一把搂住，就要亲嘴”;脱衣上床后，还和悟空有一段对话。可是，前文并未交待悟空变成翠兰。猪八戒既已“搂住”“亲嘴”,岂能分不出猴子和媳妇；既然二人又有对话，岂能不从声音上觉察有异？显然这是由于杨本删去了世本中悟空变成翠兰的文字，因而才造成这一失误。
（8）第十七节“唐三藏收伏猪八戒”中，脱落了“会见乌巢禅师”一段文字，以致造成前后情节的不连贯。
（9）第十八节“唐三藏被妖捉获”中，写唐僧师徒到一位老者家中借宿，提到要往西天取经，老者说：“去不得，西天难取经，要取经往东天去罢。”紧接着老者又说：“一行几众，请至草舍安宿。”语气显然不连贯。特别是下文唐僧问起为什么“西天难取经”时，那老者又说：“我们这向西只有三十里路远，有一座山，叫做八百里黄风岭，那山中多有妖怪，故言难取。但长老有这高徒，不必虑也。”那老者并不知道孙悟空有多大本事，却为何前面说取经难，后面又说“有这高徒，不必虑也”.前后自相矛盾，令人费解。查世本，方知老者前两句话之间，还有一大段文字，直到孙悟空说出自己当年大闹天宫的事迹和降妖除怪的手段，那老者才又说：“你既有这样手段，西方也还去得，去得。你一行几众，请至草舍安宿。”这样，下文再说“有这高徒，不必虑也”,就顺理成章。
（10）第二十八节“孙行者收伏妖魔”中，写金角、银角派两个小妖去请老母来吃唐僧肉，悟空打死小妖，“扯下一根毫毛，变一个巴山虎，自己变一个倚海龙，去至洞中，请得老妖。行至半路，仍把一棒打死，搜了幌金绳。又把毫毛一根，变做老妖，来莲花洞口。众妖接进，二魔近前叩头，行者屈身挽起。”变成老妖的明明是行者的毫毛，却又写“行者屈身挽起”,显然前后矛盾。查世本，是悟空打死老妖后，自己变成老妖，“又拔两根毫毛变做个巴山虎、倚海龙”.可见，这是杨本删节时为了节省字数，才造成了上述矛盾。
（11）第三十一节“唐三藏收妖过黑河”中，写黑河水妖把唐僧乘坐的船只沉下河去，“行者望见妖气腾腾，知是水怪害师父，急令沙僧去寻。沙僧寻到水怪门边，见上写着‘洛水神府',细听里面吩咐小妖，’蒸熟唐僧，去请二舅爷来上寿。‘行者忍不住心头火起，掣起金棒进水，命沙僧打去，那妖拿起铜鞭相迎。二人战到二十余合，沙僧寻个破绽，引他上岸。水怪不赶，只叫：’快去请舅爷来。‘沙僧听得，急上岸说与行者知道。”这段文字的叙述明显不合理，因悟空并未下水，怎么会听到妖怪的话“忍不住心头火起”呢？悟空既然已经“掣起金棒进水”,沙僧怎能“急上岸说与行者知道”呢？这无疑是删节时不慎，因而颠倒错乱了人物关系造成的。
（12）第三十八节“三藏历尽诸难已满”中，布金寺老僧叙述天竺国公主被难事说：“去年春月，不知何处来一女子，昏迷在我后堂。他说是天竺国王之女，被风摄至此间，叫小僧送他回去。小僧没有力量，恐反招灾祸……此事实难处决。”送一位落难公主回宫，并非困难危险之事，说不定还会得到奖赏，怎么能谈上“恐反招灾祸”呢？又怎么会“实难处决”呢？对照世本，方知是老僧曾“几番家进城打探公主之事，全然无损”,才未将女子送回宫中。
类似上述的矛盾和漏洞，在杨本中还有不少，我们仅选辑了以上十二条。这些矛盾和漏洞，除第一、第八条有可能是在辗转抄写和刊刻过程中漏抄漏刊外，其余十条都是创作构思时所不应该有的漏洞。它向我们透露，杨本决不是创作本，而只是删节本。同时，这些漏洞在世本中均不存在，亦证明杨本是根据世本删节的。
三、《平话》为《西游记》祖本的新证
郑振铎先生在《西游记的演化》中提到的大典本，今学术界通称之为《西游记平话》，可简称为《平话》。就今所知，《平话》的残文有三处：一处为《永乐大典》所载“梦斩泾河龙”一段文字；再一处即古代朝鲜汉语教科书《朴通事谚解》中“车迟国斗圣”的片断及有关《平话》的八条注文；第三处见于《销释真空宝卷》，其中一则集中讲唐僧西天取经故事。
郑振铎先生当年在写作《西游记的演化》一文时，可能还未看到如此多的《平话》残文，所以其论证大典本为吴承恩《西游记》祖本时还显得证据不足。我们通过对现存《平话》残文的研究发现，至少有三条内证可以说明，《平话》即吴承恩《西游记》的祖本。
其一，从《平话》的主要情节和结构来看，已经初步具备吴承恩《西游记》的规模。我们知道，《西游记》是由大闹天宫、取经缘起、西天取经这三大部分组成的，而《平话》中这三部分就已经存在。《朴通事谚解》中关于“孙行者”的注文，记载了大闹天宫的经过，内容和《西游记》大同小异。《朴通事谚解》在“西天取经去时节”下面，记载了释迦牟尼撰经三藏、观音东土寻找取经人，观音入长安赴无遮大会点化玄奘法师等情节；再由《永乐大典》所载“梦斩泾河龙”残文可知，由魏征斩龙导入唐太宗入冥，由太宗还魂导入设无遮大会，并由此进而导入取经，取经缘起这部分内容，在《平话》中早已形成。至于西行取经过程及所遇磨难等，在《朴通事谚解》有关注文和《销释真空宝卷》中均有记载。合二者所记而去其重复，可知，《西游记》西天取经途中的八十五回，大约有三十多回的主要故事，在《平话》中均已经出现。
当然，从主要故事情节、结构来看，《平话》还远远不如朱本、杨本更接近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，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，才给吴承恩的创作以巨大回旋余地，更便于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天才。同时，也正是因为朱本、杨本均接近吴本内容，便容易使人产生怀疑。孙楷第先生在谈到朱本时曾说：“唯统观全书，与明诸百回本比，除陈光蕊事此有彼无外，余仅繁简之异。西行诸难，前后节次，以及精怪名称，故事关目，无一不同。倘是祖本，焉能若是。” [5]这可以从侧面证明，只有《平话》才是吴承恩《西游记》的祖本。
其二，《朴通事谚解》在二郎神名下注云：“天王请二郎捕获大圣，即此庙额曰：昭惠灵显真君之庙。”世本第六回，二郎神曾对孙悟空自称：“吾乃玉帝外甥，敕封昭惠灵显王二郎是也。”两者关于二郎神的庙号基本一致。可是，在元代到明初的有关戏曲中，均记二郎神的庙号为“清源妙道真君”.在朱本中，二郎神只是自称“灵显王”,无“昭惠”二字。杨本却连“灵显王”三字也看不到。可见，世本中二郎神的庙号，是直接继承《平话》而来的。
其三，世本第四十四回写唐僧师徒来到车迟国，“忽听得一声吆喝，好便似千万人呐喊之声”.悟空起在空中一看，原来是“许多和尚，在那里扯车儿哩，原来是一齐着力打号，齐喊’大力王菩萨‘,所以惊动唐僧。”“大力王菩萨”是何神祗，作品中没有交待。朱本、杨本亦均未提到“大力王菩萨”.只有《朴通事谚解》中有关《平话》的注文，才明明白白记载孙吾空取经功成圆满，证果“大力王菩萨”.所以，“大力王菩萨”就是孙悟空。世本中写：众和尚被迫做苦工，受尽磨难，欲死不能。六丁六甲、护教伽蓝、太白金星都曾梦中指点他们，等待孙悟空前来解救。大概正因为日夜盼望孙悟空，众和尚才以“大力王菩萨”为劳动号子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上述世本的有关情节，当为《平话》原有的情节。吴承恩在根据《平话》创作时，感到“大力王菩萨”这个佛号还不足以概括孙悟空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、百折不挠、勇往直前的精神面貌，于是改为“斗战胜佛”.但在第四十四回，却又由于一时疏忽，还残留有“大力王菩萨”这个佛号。
以上我们所说《平话》是吴本《西游记》的祖本，当然亦并不排除其它艺术形式和作品对吴承恩的影响。从纵的方面说，玄奘取经的历史事实、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、《西游记平话》等，和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都是一脉相承的；从横的方面说，有关取经故事的戏曲、诗词、雕刻、绘画以及佛教、道教文学等，均对吴承恩创作《西游记》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但对吴承恩《西游记》影响最大、最直接的，则是《西游记平话》。而所谓朱本、杨本，只不过是吴本的删节本而已。这是我们探讨《西游记》祖本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。
注释：
[1] 本文所据版本，世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版《西游记》；朱本、杨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《唐三藏西游释厄传》、《西游记传》合订本。
[2] 陈新《再论〈西游记〉的版本源流》一文中所全文移录的陈元之《刊西游记序》，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4月版《明清小说研究》（第三辑）第160页。
[3] 孙楷第《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》，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5月版第81页。
[4] 黄肃秋《论〈西游记〉的第九回问题》，见作家出版社1957年3月版《西游记研究论文集》第176页。
[5] 同[3]第83页。
原载：《甘肃社会科学》1989年02期
曹炳建
吴承恩《西游记》的祖本问题，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争论中未能解决的问题。概括说来，有以下三种观点：
（一）杨本说。这是鲁迅先生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最早提出来的。今国内学者陈新力主此说。
（二）朱本说。澳大利亚籍华人学者柳存仁先生在《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》中提出此说。今国内学者陈君谋、朱德慈等均主此说。
（三）大典本说。这主要是郑振铎先生在《西游记的演化》一文中提出的。英国学者杜德桥不同意朱本、杨本说，而坚持郑振铎的观点。国内学者李时人亦大致赞同此说。
我们认为，在以上三种观点中，郑振铎先生的意见仍然最具有说服力。兹就吴本和朱本、杨本、大典本的内部联系来阐述我们的看法。不当之处，希专家、同行予以批评指正。
一、朱本非祖本的内证
朱鼎臣其人生平如何？何时写定《唐三藏西游释厄传》？吴承恩又何时写定《西游记》？
（一）从总体来看，朱本的前七卷，除卷四叙写唐僧身世的有关情节为世本（世德堂本）所无外，其余情节和大部分词句，都和世德堂本前十五回大致相同，只是朱本相对简略一些[1].这证明两者之间确实有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。其中朱本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：首先，朱本前后内容详略有别，比例失调。前七卷共四十七节，仅容纳世本前十五回的内容；而后三卷二十节，却容纳世本后八十五回的内容，显示出头大尾小的畸形现象。其次，朱本前七卷和后三卷在风格上亦极不一致。前七卷因有不少诗词韵语（卷四除外）和大量细节描写，故生动形象，颇能感人；而后三卷却只有一系列故事情节的提纲，许多细节描写和诗词韵语都不见了，因而枯燥单调，情趣大减。基于此，说明朱本绝不可能是创作本，而只能是删节本。
世本与朱本相较，则比例适中，前后风格一致，情节照应紧密，全书显系出自一人之手。假如说吴承恩在前十五回抄袭润色朱本，后八十五回仅根据朱本提供的情节大纲进行创作，全书风格决不会如此一致。因此，我们几乎可以断言：是朱本抄袭删节了吴本，而决非吴本改写润色了朱本。
（二）朱本较世本少了乌鸡国、车迟国、通天河等几个故事，也能证明是由于删节时顾此失彼所造成的。最明显的例子，要算通天河的有关故事。朱本第六十七节“唐三藏取经团圆”中写唐僧师徒取经回程来到通天河，孙行者说：“来时得老鼋渡过，正在此河。”当老鼋驮着唐僧师徒渡河时，得知唐僧见到如来后并未代问寿数，便将身子沉下去，沾湿了取来的经卷。由于朱本前面删去了通天河故事，因而就使这些情节缺乏照应。
（三）从朱本的节末诗来看，也明显地有删节吴本的痕迹。朱本的第二、四、六、九节的节末诗，都是前两句分别同于世本的一、二、三、四回的回末诗，后两句分别同于世本的二、三、四、五回的回目。如其中第四节“祖师秘传悟空道”的节末诗为：“贯通一姓身归本，只待荣迁仙籙名。四海千山皆拱伏，九幽十类尽除名。”作为一首完整的诗来看，不仅用韵上犯 有忌讳，而且在意思上也不相连贯。可是，象世本那样，把前两句作为第二回的回末诗，把后两句作为第三回的回目，就显得文辞连贯一致。可见，朱本是把不该连在一起的四句，硬拼凑成了一首诗。
朱本有些节末诗，前两句同于世本节末诗，后两句为朱本独有，其高低雅俗之分，十分明显。如第五十三节“猪八戒思淫被难”的节末诗为：“从正修持须谨慎，扫除爱欲自归真。八戒无禅有凡意，被神绑缚在深林。”前两句较为文雅，后两句比较粗俗，显然风格不同。如果我们拿后两句和朱本加写的其它一些节末诗比较，就更能说明问题。如第五十一节“孙行者收妖救师”的节末诗为：“收妖取经金袈裟，半路又逢一庄家。猪妖强染人家女，行者持棒赶上他。”这和“八戒无禅有凡意，被神绑缚在深林”,真是如出一辙，与吴承恩的诗风绝不类似。可见，一位作家自有其独特的风格，掺假是一定要露出破绽的。
（四）从朱本的节目来看，风格上也有高低雅俗之分：凡是来自吴本的，一般比较文雅；凡是朱本添加的，一般比较粗俗。我们试看朱本卷五、卷六的节目（画“△”者同于世本回目）：
卷五：
△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△老龙王拙计犯 天条
太宗诏魏征救蛟龙 魏征弈棋斩蛟龙
△二将军宫门镇鬼 △唐太宗地府还魂
卷六：
△还受生唐王遵善果 刘全舍死进瓜果
刘全夫妇回阳世 △度孤魂萧瑀正空门
△玄奘秉诚建大会 △观音显象化金蝉
唐大宗描写观音像 三藏起程陷虎穴
其实，用不着特加指明，哪些节目文雅，哪些节目粗俗；哪些是吴承恩的手笔，哪些是朱鼎臣的墨迹，明眼人一看便知。假如朱本不是删节本，绝不会连节目的风格也如此不一致；假如朱本不是删节吴本，又怎么会袭用世本的部分回目呢？
（五）比勘朱本和世本，发现朱本较世本多出唐僧身世的有关情节。朱本虽然删去了世本的许多词句，但在某些地方反而要比世本多出一些文字。假如朱本删节世本，似乎不应删出原书没有的情节和字句来。这是认为朱本为祖本的一条重要的、似乎很能说明问题的证据。其实，这个问题并不难得到正确的解释。世本之前，纵然没有更接近吴着原貌的《西游记》刊刻本，但一定有稿本或手抄本。其稿本的初本和定本之间，稿本和抄本之间，均可能会存在着文字上的差异。世本卷首陈元之《刊西游记序》明确地说：“唐光禄既购是书，奇之，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，秩其卷目梓之。”[2]可见，世本经过“好事者”的整理加工，和原本必然存在着文字上的差别。今学术界一般认为朱本的刊刻时间早于世本，其删节所根据的本子就不会是世本。所以，我们拿朱本和世本比勘，当然就会发现朱本在某些地方反而要比世本多出一些文字。其实，这只是世本和吴承恩稿本或抄本之间的文字差别而已。
明白了这些，也就不难理解朱本为什么比世本会多出唐僧出世的有关故事了。孙楷第先生认为：以吴本“记沙僧三众及龙马出身皆详其原委例之，似于玄奘亦不得独略。”世本之所以缺少唐僧身世的有关情节，是因为世本在刊刻时，“嫌其亵渎圣僧，且触忤本朝（高皇），语为不祥，亟为删去。”[3]50年代，黄肃秋先生曾把第九回以后和唐僧身世有关的文字辑出，共有十处之多。如果说吴本原书没有唐僧身世故事，这十处文字都将缺乏照应，成为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因此，黄肃秋先生认为，这十条内证，“雄辩地证明了‘陈光蕊、江流儿一节’故事在吴承恩《西游记》中是存在的。”[4]
从上述五条证据可知，朱本决不会是吴本的祖本，而只能是吴本的删节本。过去论者多从个别字句的异同论证两者的关系，很少从总体风格上加以区别，结果就不免如盲人摸象，各执一端而争论不休。
二 漏洞百出的杨本亦非祖本
相对朱本来说，杨致和的《西游记传》全书风格比较一致，但是，也仍然存在着前详后略、比例失调的缺陷。全书四十节，前十五节与世本前十五回，对应关系十分紧密；当然文字上要比世本、朱本简略一些。第十六节至三十节，情节发展加快，文字更显简略，不过有些节仍能和世本大致保持一比一的对应关系。从第三十一节到书末，仅十节篇幅，就包容了世本后六十一回的主要故事情节，完全打破了和世本一比一的对应关系。这种前详后略、比例失调的现象，证明杨本同朱本一样，亦不可能是创作本，而只能是删节本。
更为重要的是，从杨本本身来看，其文字有不少脱落之处，因而造成情节上的前后矛盾、漏洞百出。这一点，前人已经指出。我们这里仅择其要，并结合我们的考查，将这些矛盾和漏洞处按先后顺序开列如下，以备查考。
（1）第一节“猴王得仙赐姓”中，脱落了“仙石迸裂而产石猴”一段文字，因而造成情节前后脱节。
（2）第二节“悟空得仙传道”中，须菩提祖师驱赶悟空离山时说：“你去不许说是我的徒弟，若说，把你剥皮挫骨……”十年师徒相处，师父又多次秘传徒弟道法，其师徒之情深自不待言，但临别时却如此声色俱厉，再三严戒，不许徒弟说出师门出处，未免太不通情达理。对照世本相应之处则为：“你这去，定生不良。凭你怎么惹祸行凶，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。你说出半个字来，我就知之，把你这猢狲剥皮挫骨……”看来师父是怕悟空“惹祸行凶”牵连自己，才不许悟空说出师门出处。
（3）第三节“猴王勒宝勾簿”中，写两个人要把悟空拉进阴府，“恼起猴王性来，耳朵中取出花针，把勾死人打为肉酱”.可是，前文只写金箍棒“大有几丈，细如花针”,并未说藏在耳朵中。如今金箍棒突然从耳朵中取出，令人不知其所以然。
（4）第四节“玉帝降旨招安”中，写巨灵神受命挑战，“去至水帘洞，喝道：‘那业畜，早报弼马温知道’……”“那业畜”指谁？从杨本看不可知。世本相应之处则是巨灵神见到水帘洞外狼虫虎豹许多妖魔，才喝叫“那业畜”的。
（5）第十四节“唐三藏收伏孙行者”,写到观音菩萨教给唐僧紧箍咒时，并未表露真实身份，唐僧只知道送紧箍者为一“老母”.可是，第二十三节“唐三藏逐去孙行者”中，写行者被唐僧驱赶，要求唐僧去掉头上金箍，唐僧却说：“菩萨只与我紧箍咒，并无松箍咒。”不知唐僧何以知道紧箍咒为菩萨所教。
（6）第十六节“观音收伏黑妖”中，写悟空告诉观音，是“熊精偷了袈裟”.可是，从前文叙述来看，只将熊精称作“黑大王”、“黑汉”、“黑妖”等，孙悟空并不知其为熊精，何以此处又直称“熊精”?
（7）同上节，写悟空令高太公领走女儿翠兰，自己在房中等待猪八戒。猪八戒来后，错把悟空当成媳妇，“一把搂住，就要亲嘴”;脱衣上床后，还和悟空有一段对话。可是，前文并未交待悟空变成翠兰。猪八戒既已“搂住”“亲嘴”,岂能分不出猴子和媳妇；既然二人又有对话，岂能不从声音上觉察有异？显然这是由于杨本删去了世本中悟空变成翠兰的文字，因而才造成这一失误。
（8）第十七节“唐三藏收伏猪八戒”中，脱落了“会见乌巢禅师”一段文字，以致造成前后情节的不连贯。
（9）第十八节“唐三藏被妖捉获”中，写唐僧师徒到一位老者家中借宿，提到要往西天取经，老者说：“去不得，西天难取经，要取经往东天去罢。”紧接着老者又说：“一行几众，请至草舍安宿。”语气显然不连贯。特别是下文唐僧问起为什么“西天难取经”时，那老者又说：“我们这向西只有三十里路远，有一座山，叫做八百里黄风岭，那山中多有妖怪，故言难取。但长老有这高徒，不必虑也。”那老者并不知道孙悟空有多大本事，却为何前面说取经难，后面又说“有这高徒，不必虑也”.前后自相矛盾，令人费解。查世本，方知老者前两句话之间，还有一大段文字，直到孙悟空说出自己当年大闹天宫的事迹和降妖除怪的手段，那老者才又说：“你既有这样手段，西方也还去得，去得。你一行几众，请至草舍安宿。”这样，下文再说“有这高徒，不必虑也”,就顺理成章。
（10）第二十八节“孙行者收伏妖魔”中，写金角、银角派两个小妖去请老母来吃唐僧肉，悟空打死小妖，“扯下一根毫毛，变一个巴山虎，自己变一个倚海龙，去至洞中，请得老妖。行至半路，仍把一棒打死，搜了幌金绳。又把毫毛一根，变做老妖，来莲花洞口。众妖接进，二魔近前叩头，行者屈身挽起。”变成老妖的明明是行者的毫毛，却又写“行者屈身挽起”,显然前后矛盾。查世本，是悟空打死老妖后，自己变成老妖，“又拔两根毫毛变做个巴山虎、倚海龙”.可见，这是杨本删节时为了节省字数，才造成了上述矛盾。
（11）第三十一节“唐三藏收妖过黑河”中，写黑河水妖把唐僧乘坐的船只沉下河去，“行者望见妖气腾腾，知是水怪害师父，急令沙僧去寻。沙僧寻到水怪门边，见上写着‘洛水神府',细听里面吩咐小妖，’蒸熟唐僧，去请二舅爷来上寿。‘行者忍不住心头火起，掣起金棒进水，命沙僧打去，那妖拿起铜鞭相迎。二人战到二十余合，沙僧寻个破绽，引他上岸。水怪不赶，只叫：’快去请舅爷来。‘沙僧听得，急上岸说与行者知道。”这段文字的叙述明显不合理，因悟空并未下水，怎么会听到妖怪的话“忍不住心头火起”呢？悟空既然已经“掣起金棒进水”,沙僧怎能“急上岸说与行者知道”呢？这无疑是删节时不慎，因而颠倒错乱了人物关系造成的。
（12）第三十八节“三藏历尽诸难已满”中，布金寺老僧叙述天竺国公主被难事说：“去年春月，不知何处来一女子，昏迷在我后堂。他说是天竺国王之女，被风摄至此间，叫小僧送他回去。小僧没有力量，恐反招灾祸……此事实难处决。”送一位落难公主回宫，并非困难危险之事，说不定还会得到奖赏，怎么能谈上“恐反招灾祸”呢？又怎么会“实难处决”呢？对照世本，方知是老僧曾“几番家进城打探公主之事，全然无损”,才未将女子送回宫中。
类似上述的矛盾和漏洞，在杨本中还有不少，我们仅选辑了以上十二条。这些矛盾和漏洞，除第一、第八条有可能是在辗转抄写和刊刻过程中漏抄漏刊外，其余十条都是创作构思时所不应该有的漏洞。它向我们透露，杨本决不是创作本，而只是删节本。同时，这些漏洞在世本中均不存在，亦证明杨本是根据世本删节的。
三、《平话》为《西游记》祖本的新证
郑振铎先生在《西游记的演化》中提到的大典本，今学术界通称之为《西游记平话》，可简称为《平话》。就今所知，《平话》的残文有三处：一处为《永乐大典》所载“梦斩泾河龙”一段文字；再一处即古代朝鲜汉语教科书《朴通事谚解》中“车迟国斗圣”的片断及有关《平话》的八条注文；第三处见于《销释真空宝卷》，其中一则集中讲唐僧西天取经故事。
郑振铎先生当年在写作《西游记的演化》一文时，可能还未看到如此多的《平话》残文，所以其论证大典本为吴承恩《西游记》祖本时还显得证据不足。我们通过对现存《平话》残文的研究发现，至少有三条内证可以说明，《平话》即吴承恩《西游记》的祖本。
其一，从《平话》的主要情节和结构来看，已经初步具备吴承恩《西游记》的规模。我们知道，《西游记》是由大闹天宫、取经缘起、西天取经这三大部分组成的，而《平话》中这三部分就已经存在。《朴通事谚解》中关于“孙行者”的注文，记载了大闹天宫的经过，内容和《西游记》大同小异。《朴通事谚解》在“西天取经去时节”下面，记载了释迦牟尼撰经三藏、观音东土寻找取经人，观音入长安赴无遮大会点化玄奘法师等情节；再由《永乐大典》所载“梦斩泾河龙”残文可知，由魏征斩龙导入唐太宗入冥，由太宗还魂导入设无遮大会，并由此进而导入取经，取经缘起这部分内容，在《平话》中早已形成。至于西行取经过程及所遇磨难等，在《朴通事谚解》有关注文和《销释真空宝卷》中均有记载。合二者所记而去其重复，可知，《西游记》西天取经途中的八十五回，大约有三十多回的主要故事，在《平话》中均已经出现。
当然，从主要故事情节、结构来看，《平话》还远远不如朱本、杨本更接近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，但是也正是由于这样，才给吴承恩的创作以巨大回旋余地，更便于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天才。同时，也正是因为朱本、杨本均接近吴本内容，便容易使人产生怀疑。孙楷第先生在谈到朱本时曾说：“唯统观全书，与明诸百回本比，除陈光蕊事此有彼无外，余仅繁简之异。西行诸难，前后节次，以及精怪名称，故事关目，无一不同。倘是祖本，焉能若是。” [5]这可以从侧面证明，只有《平话》才是吴承恩《西游记》的祖本。
其二，《朴通事谚解》在二郎神名下注云：“天王请二郎捕获大圣，即此庙额曰：昭惠灵显真君之庙。”世本第六回，二郎神曾对孙悟空自称：“吾乃玉帝外甥，敕封昭惠灵显王二郎是也。”两者关于二郎神的庙号基本一致。可是，在元代到明初的有关戏曲中，均记二郎神的庙号为“清源妙道真君”.在朱本中，二郎神只是自称“灵显王”,无“昭惠”二字。杨本却连“灵显王”三字也看不到。可见，世本中二郎神的庙号，是直接继承《平话》而来的。
其三，世本第四十四回写唐僧师徒来到车迟国，“忽听得一声吆喝，好便似千万人呐喊之声”.悟空起在空中一看，原来是“许多和尚，在那里扯车儿哩，原来是一齐着力打号，齐喊’大力王菩萨‘,所以惊动唐僧。”“大力王菩萨”是何神祗，作品中没有交待。朱本、杨本亦均未提到“大力王菩萨”.只有《朴通事谚解》中有关《平话》的注文，才明明白白记载孙吾空取经功成圆满，证果“大力王菩萨”.所以，“大力王菩萨”就是孙悟空。世本中写：众和尚被迫做苦工，受尽磨难，欲死不能。六丁六甲、护教伽蓝、太白金星都曾梦中指点他们，等待孙悟空前来解救。大概正因为日夜盼望孙悟空，众和尚才以“大力王菩萨”为劳动号子。因此，我们认为，上述世本的有关情节，当为《平话》原有的情节。吴承恩在根据《平话》创作时，感到“大力王菩萨”这个佛号还不足以概括孙悟空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、百折不挠、勇往直前的精神面貌，于是改为“斗战胜佛”.但在第四十四回，却又由于一时疏忽，还残留有“大力王菩萨”这个佛号。
以上我们所说《平话》是吴本《西游记》的祖本，当然亦并不排除其它艺术形式和作品对吴承恩的影响。从纵的方面说，玄奘取经的历史事实、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、《西游记平话》等，和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都是一脉相承的；从横的方面说，有关取经故事的戏曲、诗词、雕刻、绘画以及佛教、道教文学等，均对吴承恩创作《西游记》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。但对吴承恩《西游记》影响最大、最直接的，则是《西游记平话》。而所谓朱本、杨本，只不过是吴本的删节本而已。这是我们探讨《西游记》祖本的一点不成熟的看法。
注释：
[1] 本文所据版本，世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5月版《西游记》；朱本、杨本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《唐三藏西游释厄传》、《西游记传》合订本。
[2] 陈新《再论〈西游记〉的版本源流》一文中所全文移录的陈元之《刊西游记序》，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4月版《明清小说研究》（第三辑）第160页。
[3] 孙楷第《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》，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5月版第81页。
[4] 黄肃秋《论〈西游记〉的第九回问题》，见作家出版社1957年3月版《西游记研究论文集》第176页。
[5] 同[3]第83页。
原载：《甘肃社会科学》1989年02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