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一 一之一〔国风〕
发布时间：2022-11-06 06:06:10作者：清心咒白话文网
卷一 一之一〔国风〕
◎周南·关雎 诂训传 第一
〔陆德明《音义》曰：《周南》，周者，代名，其地在《禹贡》雍州之域，岐山之阳，於汉属扶风美阳 县；南者，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，故《序》云“化自北而南也”。《汉广序》又云“文王之道，被於南国”是也。〇《关雎》，七胥反，依字“且”边 “隹”，且音子馀反，旁或作“鸟”。“故训”，旧本多作“故”，今或作“诂”，音古，又音故。传，音直恋反。案：诂、故皆是古义，所以两行。然前儒多作 “诂解”，而章句有“故言”，郭景纯注《尔雅》则作“释诂”，樊、孙等《尔雅》本皆为“释故”。今宜随本，不烦改字。〕
【疏】正义曰：《关雎》者，诗篇之名，既以《关雎》为首，遂以《关雎》为一卷之目。《金縢》云：“公乃为诗以贻王，名之曰《鸱鸮》。”然则篇名皆作者 所自名，既言为诗，乃云名之，则先作诗，后为名也。名篇之例，义无定准，多不过五，少才取一。或偏举两字，或全取一句。偏举则或上或下，全取则或尽或馀。 亦有舍其篇首，撮章中之一言；或复都遗见文，假外理以定称。《黄鸟》显绵蛮之貌，《草虫》弃喓々之声，“瓜瓞”取绵绵之形，《瓠叶》舍番番之状，“夭夭” 与桃名而俱举，“蚩蚩”从氓状而见遗，《召旻》《韩奕》则采合上下，《驺虞》《权舆》则并举篇末。其中蹖駮不可胜论。岂古人之无常，何立名之异与？以作非 一人，故名无定目。“诂训传”者，注解之别名。毛以《尔雅》之作多为释《诗》，而篇有《释诂》《释训》，故依《尔雅》训而为《诗》立传。传者，传通其义 也。《尔雅》所释十有九篇，独云诂、训者，诂者古也，古今异言，通之使人知也；训者道也，道物之貌，以告人也。《释言》则《释诂》之别，故《尔雅序篇》 云：《释诂》《释言》，通古今之字，古与今异言也。《释训》言形貌也。然则“诂训”者，通古今之异辞，辨物之形貌，则解释之义尽归於此。《释亲》已下，皆 指体而释其别，亦是诂训之义，故唯言诂训，足总众篇之目。今定本作“故”，以《诗》云“古训是式”，《毛传》云“古，故也”，则“故训”者，故昔典训。依 故昔典训而为传，义或当然。《毛传》不训序者，以分置篇首，义理易明，性好简略，故不为传。郑以序下无传，不须辨嫌，故注序不言笺。《说文》云：“第，次 也。字从竹、弟。”称“第一”者，言其次第当一，所以分别先后也。
毛诗国风
〔《毛诗》，“诗”是此书之名，“毛”者，传《诗》人姓，既有齐、鲁、韩三家，故题姓以别之，或云小毛公。加“毛诗”二字，又云河閒献王所加，故大题 在下。案：马融、卢植、郑玄注三《礼》，并大题在下，班固《汉书》、陈寿《三国志》题亦然。《国风》，国者总谓十五国，风者诸侯之诗。从《关雎》至《驺 虞》二十五篇，谓之“正风”。〕
【疏】正义曰：《诗·国风》，旧题也。“毛”字，汉世加之。《六艺论》云：“河閒献王好学，其博士毛公善说诗，献王号之曰《毛诗》。”是献王始加 “毛”也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云：“毛公，赵人也，为河閒献王博士。”不言其名。范煜《后汉书》云：“赵人毛长传《诗》，是为《毛诗》。”然则赵人毛公名为 长也。《谱》云：“鲁人大毛公为《诂训传》於其家，河閒献王得而献之，以小毛公为博士。”然则大毛公为其传，由小毛公而题毛也。“诗”者，一部之大名。 “国风”者，十五国之总称。不冠於《周南》之上而退在下者，按郑注三《礼》《周易》《中候》《尚书》皆大名在下，孔安国、马季长、卢植、王肃之徒，其所注 者莫不尽然。然则本题自然，非注者移之，定本亦然，当以皆在第下，足得总摄故也。班固之作《汉书》，陈寿之撰《国志》，亦大名在下，盖取法於经典也。言 《国风》者，国是风化之界，诗以当国为别，故谓之《国风》。其《雅》则天子之事，政教刑于四海，不须言国也。《周》《召》，风之正经，固当为首。自卫以 下，十有馀国，编此先后，旧无明说，去圣久远，难得而知。欲言先后为次，则齐哀先於卫顷，郑武后於桧国，而卫在齐先，桧处郑后，是不由作之先后。欲以国地 为序，则郑小於齐，魏狭於晋，而齐后於郑，魏先於唐，是不由国之大小也。欲以采得为次，则《鸡鸣》之作远在《缁衣》之前，郑国之风必处桧诗之后，何当后作 先采，先作后采乎？是不由采得先后也。二三拟议，悉皆不可，则诸国所次，别有意焉。盖迹其先封善否，参其诗之美恶，验其时政得失，详其国之大小，斟酌所 宜，以为其次。邶、鄘、卫者，商纣畿内千里之地，《柏舟》之作，夷王之时，有康叔之馀烈，武公之盛德，资母弟之戚，成入相之勋，文公则灭而复兴，徙而能 富，土地既广，诗又早作，故以为“变风”之首。既以卫国为首，邶、鄘则卫之所灭，风俗虽异，美刺则同，依其作之先后，故以《邶》《鄘》先《卫》也。周则平 王东迁，政遂微弱，化之所被，才及郊畿，诗作后於卫顷，国地狭於千里，徒以天命未改，王爵仍存，不可过于后诸侯，故使次之於《卫》也。郑以史伯之谋，列为 大国，桓为司徒，甚得周众，武公夹辅平王，克成大业，有厉、宣之亲，有缁衣之美，其地虽狭，既亲且勋，故使之次《王》也。齐则异姓诸侯，世有衰德，哀公有 荒淫之风，襄公有鸟兽之行，辞有怨刺，篇无美者，又以大师之后，国土仍大，故使之次《郑》也。魏国虽小，俭而能勤，踵虞舜之旧风，有夏禹之遗化，故季札观 乐，美其诗音，云“大而婉，俭而易，行以德辅，此则明主也”，故次於《齐》。唐者，叔虞之后，虽为大国，昭公则五世交争，献后则丧乱弘多，故次於《魏》 下。秦以秦仲始大，襄公始命，穆公遂霸西戎，卒为强国，故使之次《唐》也。陈以三恪之尊，食侯爵之地，但以民多淫昏，国无令主，故使之次《秦》也。桧则其 君淫恣，曹则小人多宠，国小而君奢，民劳而政僻，季札之所不讥，《国风》次之於末，宜哉。《豳》者，周公之事，欲尊周公，使专一国，故次於众国之后，《小 雅》之前，欲兼其上下之美，非诸国之例也。郑《谱》，《王》在《豳》后者，退就《雅》《颂》，并言王世故耳。诸国之次，当是大师所弟。孔子删定，或亦改 张。襄二十九年《左传》，鲁为季札遍歌周乐，《齐》之下即歌《豳》、歌《秦》，然后歌《魏》。杜预云：“於《诗》，《豳》第十五，《秦》第十一，后仲尼删 定，故不同。”杜以为今所弟皆孔子之制，孔子之前则如《左传》之次。郑意或亦然也。《乡饮酒》云：“无筭乐。”注云：“燕乐亦无数，或间或合，尽欢而止。 《春秋》襄二十九年，吴公子札来聘，请观於周乐，此国君之无筭也。”以其遍歌，谓之无数，不以不次为无筭也。
郑氏笺
〔郑氏笺，本亦作“牋”，同，荐年反。《字林》云：“笺，长也。识也。”案：郑《六艺论》文，注《诗》宗毛为主，其义若隐略，则更表明，如有不同，即 下己意，使可识别也。然此题非毛公、马、郑、王肃等题，相传云是雷次宗题，承用既久，莫敢为异。又案：周续之与雷次宗同受慧远法师《诗》义，而续之释题已 如此，又恐非雷之题也。疑未敢明之。〕
【疏】正义曰：郑氏名玄，字康成，北海高密人，当后汉桓、灵之时注此书也。不言名而言氏者，汉承灭学之后，典籍出於人间，各专间命氏，以显其家之学， 故诸为训者皆云氏，不言名。由此而言，毛氏为传，亦应自载“毛”字，但不必冠“诗”上耳。不然，献王得之，何知毛为之也？明其自言毛矣。郑於诸经皆谓之 “注”，此言“笺”者，吕忱《字林》云：“笺者，表也，识也。”郑以毛学审备，遵畅厥旨，所以表明毛意，记识其事，故特称为“笺”。馀经无所遵奉，故谓之 “注”。注者，著也，言为之解说，使其义著明也。汉初，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，三《传》之文不与经连，故石经书《公羊传》皆无经文。《艺文志》云：《毛诗》 经二十九卷，《毛诗故训传》三十卷。是毛为诂训亦与经别也。及马融为《周礼》之注，乃云：“欲省学者两读，故具载本文。”然则后汉以来，始就经为注，未审 此《诗》引经附传是谁为之。其郑之笺当元在经传之下矣。其《毛诗》经二十九卷，不知并何卷也。自“周南”至“郑氏笺”凡一十六字，所题非一时也。“周南关 雎”至“第一诗国风”，元是大师所题也。“诂训传”，毛自题之。“毛”一字，献王加之。“郑氏笺”，郑自题之。
周南召南谱
周、召者，《禹贡》雍州岐山之阳地名。〔〇正义曰：《禹贡·雍州》云“荆岐既旅”，是岐属雍州 也。《绵》之篇说大王迁于周原，《閟宫》言大王居岐之阳，是周地在岐山之阳也。《孟子》云文王以百里而王，则周、召之地，共方百里，而皆名曰周，其召是周 内之别名也。大王始居其地，至文王乃徙于丰。《周书》称王季宅程，《皇矣》说文王既伐密须，“度其鲜原，居岐之阳”，不出百里。则王季居程亦在岐南，程是 周地之小别也。〕今属右扶风美阳县，地形险阻而原田肥美。〔〇正义曰：《汉书·地理志》右扶 风郡有美阳县，《禹贡》岐山在西北，周文王所居也。皇甫谧云：“今美阳西北有岐城旧趾是也。本或作杜阳。”案《志》扶风自别有杜阳县，而岐山在美阳，不在 杜阳。郑于《禹贡》注云“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”，则作“杜”者误也。《皇矣》称“居岐之阳，在渭之将”，是其处险阻也。《绵》云“周原膴膴，堇荼如饴”， 是地肥美也。〕
周之先公曰大王者，避狄难，自豳始迁焉，而脩德建王业。商王帝乙之初，命其子王季为西伯。至纣，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、汉、汝旁之诸侯。〔〇 正义曰：以帝乙，纣之父，准其年世，与王季同时。《旱麓》说大王、王季之事，云“瑟彼玉瓒，黄流在中”，言王季受玉瓒之赐也。《尚书》谓文王为西伯，当是 继父之业，故知王季亦为西伯。殷之州长曰伯，谓为雍州伯也。《周礼》“八命作牧”，殷之州伯盖亦八命也。如《旱麓》传云：“九命然后锡以秬鬯圭瓒。”《孔 丛》云：“羊容问于子思曰：‘古之帝王，中分天下，而二公治之，谓之二伯。周自后稷封为王者之后，大王、王季皆为诸侯，奚得为西伯乎？’子思曰：‘吾闻诸 子夏云，殷王帝乙之时，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，受圭瓒秬鬯之赐，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。此诸侯为伯，犹周、召分陕。’”皇甫谧亦云：“王季于帝乙殷王之时赐九 命为西长，始受圭瓒秬鬯。”皆以为王季受九命作东西大伯。郑不见《孔丛》之书，《旱麓》之笺不言九命，则以王季为州伯也。文王亦为州伯，故《西伯戡黎》注 云：文王为雍州之伯，南兼梁、荆，“在西，故曰西伯”。文王之德优于王季，文王尚为州伯，明王季亦为州伯也。《楚辞·天问》曰：“伯昌号衰，秉鞭作牧。” 王逸注云：“伯谓文王也。鞭以喻政。言纣号令既衰，文王执鞭持政为雍州牧。”《天问》，屈原所作，去圣未远，谓文王为牧，明非大伯也。所以不从毛说。言 “至纣，又命文王”者，既已继父为州伯，又命之使兼治南国江、汉、汝旁之诸侯也。知者，以《汉广序》云“美化行乎江、汉之域”《汝坟序》云“汝坟之国，妇 人能闵其君子”。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，此诗犹美江、汉、汝坟，明是江、汉之滨先被文王之教。若非受纣之命，其化无由及之，明纣命之矣。江、汉之域即梁、 荆二州，故《尚书》注云“南兼梁、荆”。其后化广民附，三分有二，不必皆纣命也。〕于时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故雍、梁、荆、豫、徐、扬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。〔〇 正义曰：既引《论语》三分有二，故据《禹贡》州名指而言之。雍、梁、荆、豫、徐、扬归文王，其馀冀、青、兖属纣，九州而有其六，是为三分有其二也。《禹 贡》九州，夏时之制，于周则《夏官·职方氏》辨九州之域，有扬、荆、豫、青、兖、雍、幽、冀、并，校之于《禹贡》，无徐、梁，有幽、并，故《地理志》云 “周监二代而损益之，改《禹贡》徐、梁二州合之于雍、青，分冀州之地以为幽、并”，是其事也。《尔雅·释地》九州之名有冀、豫、雍、荆、扬、兖、徐、幽、 营。孙炎曰：“此盖殷制。《禹贡》有梁、青无幽、营，《周礼》有幽、并无徐、营。”然则此说不同，不言殷、周九州，而远指禹世者，孙炎以《尔雅》之文与 《禹贡》不同，于《周礼》又异，故疑为殷制耳，亦无明文言殷改夏也。《地理志》云“殷因于夏，无所变改”，班固不以《尔雅》为世法。又《周礼》冀、幽、 并，于《禹贡》唯一州耳，相率三分无一，故从岐而横分之。据《禹贡》正经之文，取六州以为三分之二，准《禹贡》之境，论施化之处，不言当时有此州名也。 《序》言化自北而南，则于岐东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，岐于土中近北故也。〕
文王受命，作邑于丰，乃分岐邦。周、召之地，为周公旦、召公奭之采地，施先公之教于已所职之国。〔〇 正义曰：“文王受命，作邑于丰”，《文王有声》之文也。《地理志》云：“京兆鄠县，丰水出其东南。”皇甫谧云：“丰在京兆鄠县东，丰水之西，文王自程徙 此。”案《皇矣》篇云文王既伐密须，徙于鲜原，从鲜原徙丰。而谧云自程，非也。丰在岐山东南三百馀里，文王既迁于丰，而岐邦地空，故分赐二公以为采邑也。 言分采地，当是中半，不知孰为东西。或以为东谓之周，西谓之召，事无所出，未可明也。知在居丰之后赐二公地者，以《泰誓》之篇，伐纣时事，已言周公曰。 《乐记》说《大武》之乐，象伐纣之事，云“五成而分陕，周公左而召公右”，明知周、召二公并在文王时已受采矣。文王若未居丰，则岐邦自为都邑，不得分以赐 人，明知分赐二公在作丰之后。且二《南》，文王之诗，而分系二公，若文王不赐采邑，不使行化，安得以诗系之？故知此时赐之采邑也。既以此诗系二公，明感二 公之化，故知使“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”也。言“先公”者，大王、王季贤人，文王承其业，文王自有圣化，不必要用先公，但子当述父之事，取其宜者行之， 以先公为辞耳。犹自兼行圣化，故有圣人之风。此独言“施先公之教”，明化己之可知，以《召南》有先公之教，故特言之耳。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，非受采之后。 于此言之者，明诗系二公之意也。言“己所职”者，指谓六州之人服从于己者。〕武王伐纣，定天下，巡守述职，陈诵诸国之诗，以观民风俗。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，故独录之，属之大师，分而国之。〔〇 正义曰：宣十二年《左传》引《时迈》之诗云：“昔武王克商，而作颂曰：‘载戢干戈，载櫜弓矢。’”《时迈序》云“巡守”，则武王巡守矣。《王制》说巡守之 礼，曰“命大师陈诗，以观民风俗”，故知武王巡守得二《南》之诗也。《谱》云“天子纳变雅，诸侯纳变风，其礼同”，则文王亦采诗。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，诸 侯之纳变风，直欲观民之情，以知已政得失耳，非能别贤圣之异风，立一代之大典也。文王犹为诸侯，王业未定，必不得分定二《南》，故据武王言之耳。武王遍陈 诸国之诗，非特六州而已。而此二《南》之风，独有二公之化，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风化尤最纯絜，故独取其诗，付属之于大师之官，使分而国之，为二国之 风。以大师掌六诗之歌，达声乐之本，故知属之使分系也。〕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《周南》，得贤人之化者谓之《召南》，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。〔〇 正义曰：文王将建王业，以诸侯而行王道，大王、王季是其祖、父，皆有仁贤之行，己之圣化未可尽行，乃取先公之教宜于今者与己圣化，使二公杂而施之。又六州 之民，志性不等，或得圣人之化，或得贤人之化，由受教有精粗，故歌咏有等级。大师晓达声乐，妙识本源，分别所感，以为二国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《周南》，得 贤人之化者谓之《召南》，解大师分作二《南》之意也。知有此理者，序云“《关雎》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风，故系之周公。《鹊巢》《驺虞》之德，诸侯之风， 故系之召公”。以圣人宜为天子，贤人宜作诸侯，言王者之风是得圣人之化也，言诸侯之风是得贤人之化也。以周公圣人，故以圣人之风系之，以召公贤人，故以贤 人之风系之。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，因有天子之风义，一圣一贤，事尤相类，故系之二公。既分系二公，以优劣为次，先圣后贤，故先周后召也。不直称“周” “召”，而连言“南”者，欲见行化之地。且作诗之处，若不言“南”，无以见斯义也。且直言“周”“召”，嫌主美二公，此实文王之诗而系之二公，故周、召二 国并皆云“南”，见所化之处，明其与诸国有异故也。此诗既继二公，即二公为其诗主，若有美二公，则各从其国，《甘棠》之在《召南》，是其事也。《周南》无 美周公，或时不作，或录不得也。〕乃弃其馀，谓此为风之正经。〔〇正义曰：武王遍陈诸国之诗，今唯二《南》在矣，明是弃其馀也。〕
初，古公亶父聿来胥宇，爰及姜女。其后，大任思媚周姜，大似嗣徽音，历世有贤妃之助，以致其治。〔〇正义曰：此事皆在大雅也。郑言此者，以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，《召南》夫人虽斥文王夫人，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，故引诗文以历言。〕文王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〔〇正义曰：此《思齐》文也。言文王先化于妻，卒治家国。此明二国之诗先以后妃夫人为首之意。〕是故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，终以《麟趾》《驺虞》，言后妃夫人有斯德，兴助其君子，皆可以成功，至于获嘉瑞。〔〇 正义曰：此论二国之诗次比之意。“是故”者，缘上事生下势之称。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，一人而二名，各随其事立称。礼，天子之妃曰后，诸侯之妃曰夫人。以 《周南》王者之化，故称后妃；《召南》诸侯之化，故云夫人。直以化感为名，非为先后之别。有陈圣化，虽受命前事，犹称后妃。有说贤化，虽受命后事，尚称夫 人。二国别称，而文王不异文者，《召南》夫人为首，后妃变称夫人，足知贤圣异化，于文王不假复异其辞，故《鹊巢》之序言国君以著义于后，皆以常称言之。圣 王之驭世，符瑞必臻，故次《麟趾》《驺虞》于末，欲见致嘉瑞也。时实不致，设以为法，故言耳。以诗人之作，各言其志，《麟趾》《关雎》《驺虞》之与《鹊 巢》，未必一人作也。《麟趾》言公子之信厚，《驺虞》叹国君之仁心，自取兽名，别为兴喻，非叹瑞应，与前篇共相终始。但君子之道，作事可法，垂宪后昆，大 师比之于末，序者申明其意，因言《关雎》之应，《鹊巢》之应耳。其实作者本意不在于应，而使诗有龙凤之文，亦将以之为应，非独麒麟、白虎也。郑答张逸云： “文王承先公之业，积脩其德，以致风化。述其美以为之法。能行其本，则致末应，既致其应，设以为法，是其不实致也。”此《谱》于此篇之大略耳。而二风大 意，皆自近及远，《周南·关雎》至《螽斯》皆后妃身事，《桃夭》《兔罝》《芣苡》后妃化之所及，《汉广》《汝坟》变言文王之化，见其化之又远也。《召南· 鹊巢》《采蘩》夫人身事，《草虫》《采蘋》朝廷之妻，《甘棠》《行露》朝廷之臣，大夫之妻与夫人同为阴类，故先于召伯，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。《羔羊》以 下，言召南之国，江、沱之间，亦言文王之政，是又化之差远也。篇之大率，自以远近为差。《周南》上八篇言后妃，《汉广》《汝坟》言文王。《召南》上二篇言 夫人，《羔羊》《摽有梅》《江有氾》《驺虞》四篇言文王。所以论后妃夫人详于《周南》而略于《召南》者，以《召南》夫人则《周南》后妃，既于后妃事详，所 以《召南》于夫人遂略。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，自由作者有别，又采得多少不同。《周南·桃夭》言“后妃之所致”，《召南·羔羊》云“《鹊巢》之功所致” 者，《周南·桃夭》以上皆后妃身事，文与后妃接连，故言后妃所致；《召南·羔羊》以前，非独夫人身事，文与夫人不相连接，故变言《鹊巢》之功所致也。又 《桃夭》致后三篇有后妃之化，《羔羊》致后无夫人之化者，亦是《周南》后妃既详，于《召南》夫人遂略。致者，行化于己，自已致人。《草虫》以下，非复夫人 身事，亦是夫人之致也。《羔羊》，《召南》之国化文王之政，为《鹊巢》之功所致，则《汉广》文王之道被于南国，亦是《关雎》之功所致。序者以此二风皆是文 王之化，太姒所赞。《周南》以《桃夭》至《芣苡》三篇为后妃所致，《汉广》以下，其事差远，为文王之致。《召南》以《草虫》至《行露》四篇为夫人所致， 《羔羊》以下差远，为文王之致。各举其事，互相发明。此二《南》之诗，文王时作。文王即位，至受命之时，已四十馀年，诸侯从之盖亦早矣。郑答张逸云：“文 王以诸侯而有王者之化，卒以受命。”是受命之前巳行王德。当此之时，诗巳作也。何则？化被于下则民述其志，何须待布王号然后作歌。武王采得之时，二公已有 爵土，命其行化，遂分系之，非由二公有土，此诗始作也。《周》《召》二十五篇，唯《甘棠》与《何彼襛矣》二篇乃是武王时作。武王伐纣，乃封太公为齐侯，令 周、召为二伯。而《何彼襛矣》经云“齐侯之子”，太公已封于齐，《甘棠》经云“召伯”，召公为伯之后，故知二篇皆武王时作。非徒作在武王之时，其所美之事 亦武王时也。《行露》虽述召伯事，与《甘棠》异时。赵商谓其同时，疑而发问，故《志》“赵商问：‘《甘棠》《行露》之诗，美召伯之功，笺以为当文王与纣之 时，不审召公何得为伯？’答曰：‘《甘棠》之诗，召伯自明，谁云文王与纣之时乎？’至《行露》篇，笺义云‘衰乱之俗微，贞信之教兴’，若当武王时，被《召 南》之化久矣，衰乱之俗已销，安得云微？云此文王时也。序义云‘召伯听讼’者，从后录其意，是以云然”。而郑此答，明《甘棠》笺之所云美其为伯之功，谓武 王时也。此二篇武王时事，得入《召南》风者，以诗系于召，召为诗主，以其主美召伯，因即录于《召南》。王姬以天子之女，降尊適卑，不失妇道，《召南》多陈 人伦，事与相类。又王姬贤女，《召南》贤化，又作在武王之世，不可入文王圣化之风，故录之于《召南》也。〕
风之始，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焉，故周公作乐，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或谓之房中之乐者，后妃夫人侍御于其君子，女史歌之，以节义序故耳。〔〇 正义曰：云言“或”者，道异说也。郑之前世有为此说者，故因解之。二《南》之风言后妃乐得淑女，无嫉妒之心，夫人德如鸣鸠，可以承奉祭祀，能使夫妇有义， 妻妾有序。女史歌之，风切后夫人，以节此义序，故用之耳。《王风》云“君子阳阳，左执簧，右招我由房”，谓路寝之房。以人君有房中之乐，则后夫人亦有房中 之乐。以后夫人房中之乐歌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则人君房中之乐亦歌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故《谱》下文云路寝之常乐，“风之正经”也。天子歌《周南》，诸侯歌 《召南》，用此“或”说为义也。后夫人用之亦当然也。王肃云：“自《关雎》至《芣苡》，后妃房中之乐。”肃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，故为后妃之乐。然则夫人 房中之乐，当用《鹊巢》《采蘩》。郑无所说，义亦或然。〕
射礼，天子以《驺虞》，诸侯以《貍首》，大夫以《采蘋》，士以《采蘩》为节。〔〇正义曰：在《召 南》之篇，亦是用之于乐，故言之。《礼记·射义》有此。又彼注亦以为《驺虞》取其“一发五豝”，喻得贤者多；《貍首》取“小大莫处，御于君所”；《采蘋》 取其循涧以采蘋，喻循法度，以成君事；《采蘩》取“夙夜在公”，各取其篇之义以为戒也。“为节”者，谓射之进退当乐节相应。彼每篇一言为节，此引之省文 也。〕今无《貍首》，周衰，诸侯并僣而去之，孔子录诗不得也。为礼乐之记者，从后存之，遂不得其次序。〔〇 正义曰：言此者，以射用四篇，而三篇皆在《召南》，则《貍首》亦当在。今无其篇，故辨之，云诸侯所以去之。《大射》注云：“貍之言不来也。其诗有射诸侯首 不朝者之言，因以名篇。后世失之。”然则于时诸侯不肯朝事天子，恶其被射之言，故弃之。为礼乐之记者，正谓记作《射义》者，以《貍首》乐歌之曲，故并乐言 之。《射义》注云：“《貍首》，逸诗，下云‘曾孙侯氏’是也。”其下文云：“故诗曰：‘曾孙侯氏，四正具举。大夫君子，凡以庶士。小人莫处，御于君所。以 燕以射，则燕则誉。’”谓此是《貍首》经文也。彼虽引诗，无“貍首”之字，郑知是《貍首》者，以彼之说诸侯射法而引此诗，其下又云：“君臣相与，尽志于 射，以习礼乐，则安则誉也。是以天子制之，而诸侯务焉。”言诸侯用为射节，知是《貍首》之辞。无“貍首”字者，略引其文，不尽其辞故也。〕
周公封鲁，死谥曰文公，召公封燕，死谥曰康公，元子世之。〔〇正义曰：周公封鲁，召公封燕，《史 记》皆有《世家》言之。《周语》引《常棣》为周文公之诗，是周公谥曰文也。《公刘序》云“召康公戒成王”，是召公谥曰康也。《閟宫》云“建尔元子，乃命鲁 公”，是元子世之也。《燕世家》云“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，当厉王之时”，则是失其世次，不得召公元子名谥，传国于后，是元子可知。〕其次子亦世守采地，在王官，春秋时周公、召公是也。〔〇 正义曰：僖九年“公会宰周公于葵丘”，文五年“召伯来会葬”，是春秋时周公、召公也。经传皆言周公，谓为三公，不知何爵也。召称伯，则伯爵，以《左传》多 云召公，故言公。其旦与奭次子名谥，《书传》无文。平王以西都赐秦，则春秋时周公、召公别于东都受采，存本周、召之名也，非复岐周之地。《晋书地道记》云 “河东郡垣县有召亭，周则未闻，今为召州”是也。左方无君世者，此因诗系二公，故终言之，其君世，《世家》亡灭，且非此所须故也。〕
问者曰：“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之诗，为风之正经则然矣。自此之后，南国诸侯政之兴衰，何以无变风？”答曰：“陈诸国之诗者，将以知其缺失，省方设教为黜陟。时徐及吴、楚僣号称王，不承天子之风，今弃其诗，夷狄之也。〔〇 正义曰：以列国政衰，变风皆作，南国诸侯，其数多矣，不得全不作诗。今无其事，故问而释之。巡守陈诗者，观其国之风俗，故采取诗以为黜陟之渐。亦既僣号称 王，不承天子威令，则不可黜陟，故不录其诗。吴、楚僣号称王，《春秋》多有其事。知徐亦僣者，《檀弓》云：“邾娄考公之丧，徐君使容居来吊，其辞云，昔我 先君驹王”，是其僣称王也。〕其馀江、黄、六、蓼之属，既驱陷于彼俗，又亦小国，犹邾、滕、纪、莒之等，夷其诗，蔑而不得列于此。”〔〇 正义曰：《春秋》文四年，楚人灭江。僖十二年灭黄。文五年，楚灭六并蓼。终为楚人所灭，是被其驱逼陷恶俗也。既驱陷彼俗，亦不可黜陟，又且小国，政教狭 陋，故夷其诗，轻蔑之，而不得列于国风也。邾、滕、纪、莒，春秋时小国，亦不录之，非独南方之小国也。其魏与桧、曹，当时犹大于邾、莒，故得录之。春秋 时，燕、蔡之属，国大而无诗者，薛综答韦昭云：“或时不作诗，或有而不足录。”〕
周召南谱终。
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。〔笺云：《关雎》，旧解云：“三百一十一篇诗，并是作者自为名。”后妃， 芳非反。《尔雅》云：“妃，姬也，对也。”《左传》云：“嘉耦曰妃。”《礼记》云：“天子之妃曰后。”“之德也”，旧说云：“起此至‘用之邦国焉’，名 《关雎序》，谓之《小序》。自‘风，风也’讫末，名为《大序》。”沈重云：“案郑《诗谱》意，《大序》是子夏作，《小序》是子夏、毛公合作。卜商意有不 尽，毛更足成之。”或云《小序》是东海卫敬仲所作。今谓此序止是《关雎》之序，总论《诗》之纲领，无大小之异。解见《诗义序》。并是郑注，所以无“笺云” 者，以无所疑乱故也。〕
【疏】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”。〇正义曰：诸序皆一篇之义，但《诗》理深广，此为篇端，故以《诗》之大纲并举於此。今分为十五节，当节自解次第，於 此不复烦文。作《关雎》诗者，言后妃之德也。《曲礼》曰：“天子之妃曰后。”注云：“后之言后也。”执理内事，在夫之后也。《释诂》云：“妃，媲也。”言 媲匹於夫也。天子之妻唯称后耳。妃则上下通名，故以妃配后而言之。德者，得也，自得於身，人行之总名。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谐，贞专化下，寤寐求贤，供奉职 事，是后妃之德也。二《南》之风，实文王之化，而美后妃之德者，以夫妇之性，人伦之重，故夫妇正则父子亲，父子亲则君臣敬，是以《诗》者歌其性情。阴阳为 重，所以《诗》之为体，多序男女之事。不言美后妃者，此诗之作，直是感其德泽，歌其性行，欲以发扬圣化，示语未知，非是褒赏后妃能为此行也。正经例不言 美，皆此意也。其变诗，则政教已失，为恶者多，苟能为善，则赏其善事。征伐玁狁，始见忧国之心；瞻仰昊天，方知求雨之切，意与正经有异，故序每篇言美也。
风之始也，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，故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〔笺云：风之始，此风谓十五国风，风是诸侯政教也。下云“所以风天下”，《论语》云“君子之德风”，并是此义。“所以风”，如字。徐福凤反，今不用。〕
【疏】“风之”至“国焉”。〇正义曰：序以后妃乐得淑女，不淫其色，家人之细事耳，而编於《诗》首，用为歌乐，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，言后妃之有美 德，文王风化之始也。言文王行化，始於其妻，故用此为风教之始，所以风化天下之民，而使之皆正夫妇焉。周公制礼作乐，用之乡人焉，令乡大夫以之教其民也； 又用之邦国焉，令天下诸侯以之教其臣也。欲使天子至於庶民，悉知此诗皆正夫妇也。故郑《谱》云“天子诸侯燕其群臣，皆歌《鹿鸣》，合乡乐”是也。定本“所 以风天下”，俗本“风”下有“化”字，误也。《仪礼》乡饮酒礼者，乡大夫三年宾贤能之礼，其经云“乃合乐《周南·关雎》”，是用之乡人也。燕礼者，诸侯饮 燕其臣子及宾客之礼，其经云“遂歌乡乐、《周南·关雎》”，是用之邦国也。施化之法，自上而下，当天子教诸侯，教大夫，大夫教其民。今此先言风天下而正夫 妇焉，既言化及于民，遂从民而广之，故先乡人而后邦国也。《老子》云：“脩之家，其德乃馀。脩之邦，其德乃丰。脩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”亦自狭至广，与此同 意也。
风，风也，教也。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〔“风，风也”，并如字。徐上如字，下福凤反。崔灵恩《集 注》本下即作“讽”字。刘氏云：“动物曰风，讬音曰讽。”崔云：“用风感物则谓之讽。”沈云：“上风是《国风》，即《诗》之六义也。下风即是风伯鼓动之 风。君上风教，能鼓动万物，如风之偃草也。”今从沈说。“风以动之”，如字。沈福凤反，云：“谓自下剌上，感动之名，变风也。”今不用。〕
【疏】“风风”至“化之”。正义曰：上言风之始，谓教天下之始也。序又解名教为风之意，风训讽也，教也。讽谓微加晓告，教谓殷勤诲示。讽之与教，始末 之异名耳。言王者施化，先依违讽谕以动之，民渐开悟，乃后明教命以化之。风之所吹，无物不扇；化之所被，无往不沾，故取名焉。
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
【疏】“诗者”至“为诗”。〇正义曰：上言用诗以教，此又解作诗所由。诗者，人志意之所之適也；虽有所適，犹未发口，蕴藏在心，谓之为志；发见於言， 乃名为诗。言作诗者，所以舒心志愤懑，而卒成於歌咏，故《虞书》谓之“诗言志”也。包管万虑，其名曰心；感物而动，乃呼为志。志之所適，外物感焉，言悦豫 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，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。《艺文志》云“哀乐之情感，歌咏之声发”，此之谓也。正经与变，同名曰诗，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。
情动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。〔嗟，迹斜反，咨嗟也。歎，本亦作叹，汤赞反，叹息也。蹈，徒到反，动足履地也。〕
【疏】“情动”至“蹈之”。〇正义曰：上云“发言为诗”，辨诗、志之异，而直言者非诗，故更序诗必长歌之意。情谓哀乐之情，中谓中心，言哀乐之情动於 心志之中，出口而形见於言。初言之时，直平言之耳。平言之而意不足，嫌其言未申志，故咨嗟叹息以和续之。嗟叹之犹嫌不足，故长引声而歌之。长歌之犹嫌不 足，忽然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。言身为心使，不自觉知举手而舞身、动足而蹈地，如是而后得舒心腹之愤，故为诗必长歌也。圣王以人情之如是，故用诗於乐， 使人歌咏其声，象其吟咏之辞也；舞动其容，象其舞蹈之形也。具象哀乐之形，然后得尽其心术焉。“情动於中”，还是“在心为志”，而“形於言”，还是“发言 为诗”，上辨诗从志出，此言为诗必歌，故重其文也。定本“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”，俗本“言之”下有“者”字，误也。定本“永歌之不足”下无“故”字，有 “故”字者，亦误也。《乐记》云：“歌之为言也，长言之也。说之，故言之；言之不足，故长言之；长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 蹈之。”其文与此经略同。“说之，故言之”，谓说前事，言出于口，与此情动形言一也。《虞书》曰：“歌永言。”注云：“歌所以长言诗之意。”是永歌、长言 为一事也。《乐记》注云：“嗟叹，和续之也。”谓发言之后，咨嗟叹息为声，以和其言而继续之也。《乐记》先言长言之，乃云嗟叹之；此先云嗟叹之，乃云永歌 之。直言既已嗟叹，长歌又复嗟叹，彼此各言其一，故不同也。《艺文志》云：“诵其言谓之诗，咏其声谓之歌。”然则在心为志，出口为言，诵言为诗，咏声为 歌，播於八音谓之为乐，皆始末之异名耳。
情发於声，声成文，谓之音。〔笺：发犹见也。声谓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也。声成文者，宫、商上下相应。〇犹见，贤遍反。徵，陟里反。上下，时掌反。应，应对之应，下注同。〕
【疏】“情发於”至“之音”。〇正义曰：情发於声，谓人哀乐之情发见於言语之声，於时虽言哀乐之事，未有宫、商之调，唯是声耳。至於作诗之时，则次序 清浊，节奏高下，使五声为曲，似五色成文，一人之身则能如此。据其成文之响，即是为音。此音被诸弦管，乃名为乐，虽在人在器，皆得为音。下云治世之音谓乐 音，则此“声成文谓之音”亦谓乐之音也。原夫作乐之始，乐写人音，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，乐器有宫、徵、商、羽之异，依人音而制乐，讬乐器以写人，是乐本效 人，非人效乐。但乐曲既定，规矩先成，后人作诗，谟摩旧法，此声成文谓之音。若据乐初之时，则人能成文，始入於乐。若据制乐之后，则人之作诗，先须成乐之 文，乃成为音。声能写情，情皆可见。听音而知治乱，观乐而晓盛衰，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。设有言而非志，谓之矫情，情见於声，矫亦可识。若夫取彼素丝，织为 绮縠，或色美而材薄，或文恶而质良，唯善贾者别之。取彼歌谣，播为音乐，或辞是而意非，或言邪而志正，唯达乐者晓之。《乐记》曰：“其哀心感者，其声噍以 杀；其乐心感者，其声发以散。”是情之所感入於乐也。季札见歌《唐》曰：“思深哉，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！”是乐之声音得其情也。若徒取辞赋，不达音声，则 身为桀、纣之行，口出尧、舜之辞，不可得而知也。是以《楚茨》《大田》之徒并陈成王之善，《行露》《汝坟》之篇皆述纣时之恶。以《汝坟》为王者之《风》， 《楚茨》为剌过之《雅》，大师晓其作意，知其本情故也。〇笺：“发犹”至“相应”。〇正义曰：《春官·大师职》云：“文之以五声：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” 是声必有五，故引五声之名以解之。五声之配五方也，於《月令》角东、商西、徵南、羽北、宫在中央。立名还以其方为义，《汉书·律历志》云：“商之为言章 也，物成熟可章度也。角，触也。物触地而出，戴芒角也。宫，中也。居中央，畅四方，唱始施生，为四声之纲也。徵，祉也，物盛大而蕃祉也。羽，宇也，物聚藏 宇覆之也。”又云：“宫为君。”君是阳，阳数极於九，故宫数八十一。三分去一以生徵，徵数五十四。三分益一以生商，商数七十二。三分去一以生羽，羽数四十 八。三分益一以生角，角数六十四。《乐记》云：“声相应，故生变。变成方，谓之音。”注云：“方犹文章也。”“乐之器，弹其宫则众宫应，然不足乐，是以变 之使杂也。”引昭二十年《左传》曰：“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若琴瑟之专壹，谁能听之？”是解声必须杂之意也。此言“声成文谓之音”，则声与音别。《乐 记》注：“杂比曰音，单出曰声。”《记》又云：“审声以知音，审音以知乐。”则声、音、乐三者不同矣。以声变乃成音，音和乃成乐，故别为三名。对文则别， 散则可以通。季札见歌《秦》曰：“此之谓夏声。”《公羊传》云：“十一而税，颂声作。”声即音也。下云“治世之音”，音即乐也。是声与音、乐名得相通也。 《乐记》子夏对魏文侯云：“君之所问者乐也。所好者音也。夫乐者，与音相近而不同。”又以音、乐为异者。以文侯并问古乐、新乐，二者同呼为乐，谓其乐、音 同也。子夏以古乐顺於民而当於神，与天下同乐，故定为乐。名新乐，淫於色而害於德，直申说其音而已，故变言溺音，以晓文侯耳。音、乐非为异也。《乐记》云 “淫乐慝礼”，子夏亦云“古乐之发”，“新乐之发”，是郑、卫之音亦为乐也。
治世之音，安以乐，其政和。乱世之音，怨以怒，其政乖。亡国之音，哀以思，其民困。〔〇治，直吏反。“之音”绝句。“乐”，音洛，绝句。“其政和”，一读“安”字上属，“以乐其政和”为一句。下放此，思，息吏反。〕
【疏】“治世”至“民困”。〇正义曰：序既云“情见於声”，又言“声随世变”。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欢乐者，由其政教和睦故也。乱世之音既怨又以恚怒者， 由其政教乖戾故也。亡国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，由其民之困苦故也。《乐记》云：“其哀心感者，其声噍以杀；其乐心感者，其声啴以缓。”彼说乐音之中兼有二 事，此安以乐、怨以怒亦与彼同。治世之政教和顺民心，民安其化，所以喜乐，述其安乐之心而作歌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乐也。《良耜》云：“百室盈止，妇子宁 止。”安之极也。《湛露》云：“厌厌夜饮，不醉无归。”乐之至也。《天保》云：“民之质矣，日用饮食。”是其政和也。乱世之政教与民心乖戾，民怨其政教， 所以忿怒，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，故乱世之音亦怨以怒也。《蓼莪》云：“民莫不穀，我独何害！”怨之至也。《巷伯》云：“取彼谮人，投畀豺虎。”怒之甚也。 《十月》云：“彻我墙屋，田卒汙莱。”是其政乖也。国将灭亡，民遭困厄，哀伤己身，思慕明世，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，故亡国之音亦哀以思也。《苕之华》云： “知我如此，不如无生。”哀之甚也。《大东》云：“眷言顾之，潸焉出涕。”思之笃也。《正月》云：“民今之无禄，天夭是椓。”是其民困也。诗述民志，乐歌 民诗，故时政善恶见於音也。治世谓天下和平，乱世谓兵革不息，亡国谓国之将亡也。乱世谓世乱而国存，故以世言之。亡国则国亡而世绝，故不言世也。乱世言 政，亡国不言政者，民困必政暴，举其民困为甚辞，故不言政也。亡国者，国实未亡，观其歌咏，知其必亡，故谓之亡国耳，非已亡也。若其已亡，则无复作诗，不 得有亡国之音。此云乱世、亡国者，谓贤人君子听其乐音，知其亡乱，故谓之乱世之音、亡国之音。《乐记》所云“郑、卫之音，乱世之音；桑閒、濮上之音，亡国 之音”，与此异也。淫恣之人，肆於民上，满志纵欲，甘酒嗜音，作为新声，以自娱乐，其音皆乐而为之，无哀怨也。《乐记》云：“乐者，乐也，君子乐得其道， 小人乐得其欲。”彼乐得其欲，所以谓之淫乐。为此乐者，必乱必亡，故亦谓之乱世之音、亡国之音耳，与此不得同也。若然，此二者言哀乐出于民情，乐音从民而 变，乃是人能变乐，非乐能变人。案《乐记》称“人心感於物而后动，先王慎所以感之者，故作乐以和其声。乐之感人深，其移风易俗”。又云：“志微、噍杀之音 作而民思忧，廉直、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，宽裕、顺成之音作而民慈爱，流僻、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。”如彼文，又是乐能变人。乐由王者所制，民逐乐音而变。此 言民能变乐，彼言乐能变人者，但兆民既众，贤愚不等，以贤哲歌谣采诗定乐；以贤者所乐，教愚者为乐；取智者之心，变不智者之心，制礼之事亦犹是也。礼者， 称人之情而为之节文，贤者俯而就之，不肖者企而及之，是下民之所行，非圣人之所行也。圣王亦取贤行以教不贤，举得中以裁不中。《礼记·问丧》称：“礼者， 非从天降，非从地出，人情而已矣。”是礼之本意出於民也。《乐记》又曰：“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乐者，乐其所自生。”是乐之本意出於民也。《乐记》又 曰：“夫物之感人无穷，而人之好恶无节，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，则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於是有悖逆诈伪之心，有淫佚作乱之事。故先王制礼作乐为 之节。”是王者采民情制礼乐之意。礼乐本出於民，还以教民，与夫云出於山，复雨其山；火生於木，反焚其木，复何异哉！
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诗。〔〇“正得失”，周云：“正齐人之得失也。”本又作“政”，谓政教也，两通。“近”，如字，沈音附近之近。〕
【疏】“故正”至“於诗”。〇正义曰：上言播诗於音，音从政变，政之善恶皆在於诗，故又言诗之功德也。由诗为乐章之故，正人得失之行，变动天地之灵， 感致鬼神之意，无有近於诗者。言诗最近之，馀事莫之先也。《公羊传》说《春秋》功德云：“拨乱世，反诸正，莫近诸《春秋》。”何休云：“莫近，犹莫过之 也。”诗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，诗者志之所歌，歌者人之精诚，精诚之至，以类相感。诗人陈得失之事以为劝戒，令人行善不行恶，使失者皆得是诗，能正得失 也。普正人之得失，非独正人君也。下云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”，是上下俱正人也。人君诚能用诗人之美道，听嘉乐之正音，使赏善伐恶之道举无不当，则可 使天地效灵，鬼神降福也。故《乐记》云：“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，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。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，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。”又曰：“歌者直己而陈德 也，动己而天地应焉，四时和焉，星辰理焉，万物育焉。”此说声能感物，能致顺气、逆气者也。天地云动，鬼神云感，互言耳。《周礼》之例，天曰神，地曰祇， 人曰鬼。鬼神与天地相对，唯谓人之鬼神耳。从人正而后能感动，故先言“正得失”也。此“正得失”与“雅者正也”“正始之道”，本或作“政”，皆误耳。今定 本皆作“正”字。
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〔“厚”音后，本或作“序”，非。〕
【疏】“先王”至“俗”。〇正义曰：上言诗有功德，此言用诗之事。“经夫妇”者，经，常也。夫妇之道有常，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，德音莫违，是夫妇 之常。室家离散，夫妻反目，是不常也。教民使常，此夫妇犹《商书》云“常厥德”也。“成孝敬”者，孝以事亲，可移於君；敬以事长，可移於贵。若得罪於君 亲，失意於长贵，则是孝敬不成。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。“厚人伦”者，伦，理也。君臣父子之义，朋友之交，男女之别，皆是人之常理。父子不亲，君臣不敬，朋 友道绝，男女多违，是人理薄也。故教民使厚此人伦也。“美教化”者，美谓使人服之而无厌也。若设言而民未尽从，是教化未美。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。“移风 俗”者，《地理志》云：“民有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，系水土之风气，故谓之风。好恶、取舍、动静，随君上之情欲，故谓之俗。”则风为本，俗为末，皆谓民情好 恶也。缓急系水土之气，急则失於躁，缓则失於慢。王者为政，当移之，使缓急调和，刚柔得中也。随君上之情，则君有善恶，民并从之。有风俗伤败者，王者为 政，当易之使善。故《地理志》又云：“孔子曰：‘移风易俗，莫善於乐。’言圣王在上，统理人伦，必移其本而易其末，然后王教成。”是其事也。此皆用诗为 之，故云“先王以是”，以，用也，言先王用诗之道为此五事也。案《王制》云：“广谷大川异制，民生其閒者异俗。脩其教，不易其俗。”此云“易俗”，彼言 “不易”者，彼谓五方之民，戎夷殊俗，言语不通，器械异制，王者就而抚之，不复易其器械，同其言音，故言“不易其俗”，与此异也。此序言诗能易俗，《孝 经》言乐能移风俗者，诗是乐之心，乐为诗之声，故诗、乐同其功也。然则诗、乐相将，无诗则无乐。周存六代之乐，岂有黄帝之诗？有乐而无诗，何能移风易俗？ 斯不然矣。原夫乐之初也，始於人心，出於口歌，圣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，然后谓之为音，谓之为乐。乐虽逐诗为曲，仿诗为音，曲有清浊次第之序，音有宫商相应 之节，其法既成，其音可久，是以昔日之诗虽绝，昔日之乐常存。乐本由诗而生，所以乐能移俗。歌其声谓之乐，诵其言谓之诗，声言不同，故异时别教。《王制》 称“春教乐，夏教诗”。《经解》称“温柔敦厚，诗教也；广博易良，乐教也”。由其事异，故异教也，此之谓诗乐。据五帝以还，诗乐相将，故有诗则有乐。若上 皇之世，人性醇厚，徒有嬉戏之乐，未有歌咏之诗。
故诗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〔〇比，必履反。兴，虚应反，沈许甑反。颂音讼。〕
【疏】“故诗”至“六曰颂”。〇正义曰：上言诗功既大，明非一义能周，故又言“诗有六义”。《大师》上文未有“诗”字，不得径云“六义”，故言“六 诗”。各自为文，其实一也。彼注云：“风，言贤圣治道之遗化。赋之言铺，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。比，见今之失，不敢斥言，取比类以言之。兴，见今之美，嫌於 媚谀，取善事以喻劝之。雅，正也，言今之正者，以为后世法。颂之言诵也，容也，诵今之德，广以美之。”是解六义之名也。彼虽各解其名，以诗有正、变，故互 见其意。“风”云贤圣之遗化，谓变风也。“雅”云“言今之正，以为后世法”，谓正雅也。其实正风亦言当时之风化，变雅亦是贤圣之遗法也。“颂”训为 “容”，止云“诵今之德，广以美之”，不解容之义，谓天子美有形容，下云“美盛德之形容”，是其事也。“赋”云“铺陈今之政教善恶”，其言通正、变，兼 美、刺也。“比”云“见今之失，取比类以言之”，谓刺诗之比也。“兴”云“见今之美，取善事以劝之”，谓美诗之兴也。其实美、刺俱有比、兴者也。郑必以 “风”言贤圣之遗化，举变风者，以唐有尧之遗风，故於“风”言贤圣之遗化。“赋”者，直陈其事，无所避讳，故得失俱言。“比”者，比讬於物，不敢正言，似 有所畏惧，故云“见今之失，取比类以言之”。“兴”者，兴起志意赞扬之辞，故云“见今之美以喻劝之”。“雅”既以齐正为名，故云“以为后世法”。郑之所 注，其意如此。诗皆用之於乐，言之者无罪。赋则直陈其事。於比、兴云“不敢斥言”“嫌於媚谀”者，据其辞不指斥，若有嫌惧之意。其实作文之体，理自当然， 非有所嫌惧也。六义次第如此者，以诗之四始，以风为先，故曰“风”。风之所用，以赋、比、兴为之辞，故於风之下即次赋、比、兴，然后次以雅、颂。雅、颂亦 以赋、比、兴为之，既见赋、比、兴於风之下，明雅、颂亦同之。郑以赋之言铺也，铺陈善恶，则诗文直陈其事，不譬喻者，皆赋辞也。郑司农云：“比者，比方於 物。诸言如者，皆比辞也。”司农又云：“兴者，讬事於物则兴者起也。取譬引类，起发已心，诗文诗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，皆兴辞也。”赋、比、兴如此次者，言 事之道，直陈为正，故《诗经》多赋在比、兴之先。比之与兴，虽同是附讬外物，比显而兴隐。当先显后隐，故比居兴先也。毛传特言兴也，为其理隐故也。风、 雅、颂者，皆是施政之名也。上云“风，风也，教也。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”，是风为政名也。下云“雅者，正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《小雅》焉，有《大雅》焉”， 是雅为政名也。《周颂谱》云：“颂之言容，天子之德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，此之谓容”，是颂为政名也。人君以政化下，臣下感政作诗，故还取政教之名，以为 作诗之目。风、雅、颂同为政称，而事有积渐，教化之道，必先讽动之，物情既悟，然后教化，使之齐正。言其风动之初，则名之曰风。指其齐正之后，则名之曰 雅。风俗既齐，然后德能容物，故功成乃谓之颂。先风，后雅、颂，为此次故也。一国之事为风，天下之事为雅者，以诸侯列土树疆，风俗各异，故唐有尧之遗风， 魏有俭约之化，由随风设教，故名之为风。天子则威加四海，齐正万方，政教所施，皆能齐正，故名之为雅。风、雅之诗，缘政而作，政既不同，诗亦异体，故《七 月》之篇备有风、雅、颂。《駉颂序》云：“史克作是颂。”明作者本意，自定为风体，非采得之后始定体也。诗体既异，其声亦殊。《公羊传》曰：“十一而税， 颂声作。”《史记》称微子过殷墟而作雅声。《谱》云：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早失风声矣。”《乐记》云：“人不能无乱，先王耻其乱，故制雅、颂之声以 道之。”是其各自别声也。诗各有体，体各有声，大师听声得情，知其本意。《周南》为王者之风，《召南》为诸侯之风，是听声而知之也。然则风、雅、颂者，诗 篇之异体；赋、比、兴者，诗文之异辞耳，大小不同，而得并为六义者，赋、比、兴是诗之所用，风、雅、颂是诗之成形，用彼三事，成此三事，是故同称为义，非 别有篇卷也。《郑志》：“张逸问：‘何诗近於比、赋、兴？’答曰：‘比、赋、兴，吴札观诗已不歌也。孔子录《诗》，已合风、雅、颂中，难复摘别。篇中义多 兴。’”逸见风、雅、颂有分段，以为比、赋、兴亦有分段，谓有全篇为比，全篇为兴，欲郑指摘言之。郑以比、赋、兴者直是文㖞之异，非篇卷之别，故远言从本 来不别之意。言“吴札观诗已不歌”，明其先无别体，不可歌也。“孔子录《诗》，已合风、雅、颂中”，明其先无别体，不可分也。元来合而不分，今日“难复摘 别”也。言“篇中义多兴”者，以毛传於诸篇之中每言兴也。以兴在篇中，明比、赋亦在篇中，故以兴显比、赋也。若然，比、赋、兴元来不分，则唯有风、雅、颂 三诗而已。《艺论》云“至周分为六诗”者，据《周礼》“六诗”之文而言之耳，非谓篇卷也。或以为郑云孔子已合於风、雅、颂中，则孔子以前，未合之时，比、 赋、兴别为篇卷。若然，则离其章句，析其文辞，乐不可歌，文不可诵。且风、雅、颂以比、赋、兴为体，若比、赋、兴别为篇卷，则无风、雅、颂矣。是比、赋、 兴之义，有诗则有之。唐、虞之世，治致升平，周於太平之世，无诸侯之风，则唐、虞之世必无风也。雅虽王者之政，乃是太平前事，以尧、舜之圣，黎民时雍，亦 似无雅，於六义之中，唯应有颂耳。夏在制礼之后，不复面称目谏，或当有雅。夏氏之衰，昆吾作霸，诸侯彊盛，或当有风。但篇章泯灭，无以言之。《艺论》云 “唐、虞始造其初，至周分为六诗”，据《周礼》成文而言之，诗之六义，非起於周也。
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风。〔笺：风化、风刺，皆谓譬喻，不斥言也。主文，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。谲谏，咏歌依违，不直谏。〇“下以风”，福凤反，注“风刺”同。刺本又作刾，七赐反。谲，古穴反，诈也。“故曰风”，福凤反，又如字。〕
【疏】“上以”至“曰风”。〇正义曰：臣下作诗，所以谏君，君又用之教化，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义之意。在上，人君用此六义风动教化；在下，人臣用此 六义以风喻箴刺君上。其作诗也，本心主意，使合於宫商相应之文，播之於乐，而依违谲谏，不直言君之过失，故言之者无罪。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，闻之者足 以自戒。人君自知其过而悔之，感而不切，微动若风，言出而过改，犹风行而草偃，故曰“风”。上言“风，风也，教也”，向下以申风义。此云“故曰风”，向上 而结彼文，使首尾相应，解尽风义。此六义之下而解名风之意，则六义皆名为风，以风是政教之初，六义风居其首，故六义总名为风，六义随事生称耳。若此辞总上 六义，则有正、变，而云“主文谲谏”，唯说刺诗者，以诗之作皆为正邪防失，虽论功诵德，莫不匡正人君，故主说作诗之意耳。诗皆人臣作之以谏君，然后人君用 之以化下。此先云“上以风化下”者，以其教从君来，上下俱用，故先尊后卑。襄十六年《左传》称齐人伐鲁，求救於晋。晋人不许。穆叔见中行献子，赋《圻 父》。献子曰：“偃知罪矣。”穆叔赋，而晋人不得怨之，是言之者无罪也。献子服罪，是闻之者足以戒也。俗本“戒”上有“自”字者，误。定本直云“足以戒” 也。〇笺：“风化”至“直谏”。〇正义曰：风者，若风之动物，故谓之“譬喻，不斥言也”。人君教民，自得指斥，但用诗教民，播之於乐，故亦不斥言也。上言 “声成文”，此言“主文”，知作诗者主意，令诗文与乐之宫商相应也。如上所说，先为诗歌，乐逐诗为曲，则是宫商之辞，学诗文而为之。此言作诗之文，主应於 宫商者，初作乐者，准诗而为声，声既成形，须依声而作诗，故后之作诗者，皆主应於乐文也。谲者，权诈之名，讬之乐歌，依违而谏，亦权诈之义，故谓之谲谏。
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、变雅作矣。
【疏】“至于”至“雅作矣”。〇正义曰：《诗》之风、雅，有正有变，故又言变之意。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而不行，政教施之失所，遂使诸侯国国异政，下民 家家殊俗。诗人见善则美，见恶则刺之，而变风、变雅作矣。“至于”者，从盛而至于衰，相承首尾之言也。礼义言废者，典法仍存，但废而不行耳。
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。〔〇“苛”，本亦作“荷”，音何，苛虐也。吟，疑今反，动声曰吟。“风其上”，福凤反。〕
【疏】“国史”至“上”。〇正义曰：上既言变诗之作，此又说作变之由。言国之史官，皆博闻强识之士，明晓於人君得失善恶之迹，礼义废则人伦乱，政教失 则法令酷，国史伤此人伦之废弃，哀此刑政之苛虐，哀伤之志郁积於内，乃吟咏己之情性，以风刺其上，觊其改恶为善，所以作变诗也。国史者，周官大史、小史、 外史、御史之等皆是也。此承变风、变雅之下，则兼据天子诸侯之史矣。得失之迹者，人君既往之所行也。明晓得失之迹，哀伤而咏情性者，诗人也。非史官也。 《民劳》《常武》，公卿之作也。《黄鸟》《硕人》，国人之风。然则凡是臣民，皆得风剌，不必要其国史所为。此文特言国史者，郑答张逸云：“国史采众诗时， 明其好恶，令瞽矇歌之。其无作主，皆国史主之，令可歌。”如此言，是由国史掌书，故讬文史也。苟能制作文章，亦可谓之为史，不必要作史官。《駉》云“史克 作是颂”，史官自有作诗者矣，不尽是史官为之也。言明其好恶，令瞽矇歌之，是国史选取善者，始付乐官也。言其无作主，国史主之，嫌其作者无名，国史不主之 耳。其有作主，亦国史主之耳。“人伦之废”，即上“礼义废”也。“刑政之苛”，即上“政教失”也。动声曰吟，长言曰咏，作诗必歌，故言“吟咏情性”也。
达於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。故变风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发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礼义，先王之泽也。
【疏】“达於”至“之泽”。〇正义曰：此又言王道既衰，所以能作变诗之意。作诗者皆晓达於世事之变易，而私怀其旧时之风俗，见时世政事，变易旧章，即 作诗以旧法诫之，欲使之合於礼义。故变风之诗，皆发於民情，止於礼义，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礼义也。又重说发情、止礼之意。发乎情者，民之性，言其民性 不同，故各言其志也；止乎礼义者，先王之泽，言俱被先王遗泽，故得皆止礼义也。展转申明作诗之意。“达於事变”者，若唐有帝尧杀礼救危之化，后世习之，失 之於俭不中礼。陈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风，后世习之，失之於游荡无度。是其风俗改变，时人晓达之也。“怀其旧俗”者，若齐有太公之风，卫有康叔之化，其遗法仍 在，诗人怀挟之也。诗人既见时世之事变，改旧时之俗，故依准旧法，而作诗戒之。虽俱准旧法，而诗体不同，或陈古政治，或指世淫荒。虽复属意不同，俱怀匡救 之意，故各发情性，而皆止礼义也。此亦兼论变雅，独言变风者，上已变风、变雅双举其文，此从省而略之也。“先王之泽”，谓先王有德泽而流及於后世，诗人得 其馀化，故能怀其旧俗也。郑答张逸云：“旧俗者，若晋有尧之遗风，先王之泽，卫有康叔馀烈。”如此言，则康叔当云先公，而云先王者，以变雅有先王之泽，变 风有先公之泽。故季札见歌《齐》，曰：“表东海者，其太公乎？”见歌小雅，曰：“犹有先王之遗民。”是其风禀先公，雅禀先王也。上举
〔陆德明《音义》曰：《周南》，周者，代名，其地在《禹贡》雍州之域，岐山之阳，於汉属扶风美阳 县；南者，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，故《序》云“化自北而南也”。《汉广序》又云“文王之道，被於南国”是也。〇《关雎》，七胥反，依字“且”边 “隹”，且音子馀反，旁或作“鸟”。“故训”，旧本多作“故”，今或作“诂”，音古，又音故。传，音直恋反。案：诂、故皆是古义，所以两行。然前儒多作 “诂解”，而章句有“故言”，郭景纯注《尔雅》则作“释诂”，樊、孙等《尔雅》本皆为“释故”。今宜随本，不烦改字。〕
【疏】正义曰：《关雎》者，诗篇之名，既以《关雎》为首，遂以《关雎》为一卷之目。《金縢》云：“公乃为诗以贻王，名之曰《鸱鸮》。”然则篇名皆作者 所自名，既言为诗，乃云名之，则先作诗，后为名也。名篇之例，义无定准，多不过五，少才取一。或偏举两字，或全取一句。偏举则或上或下，全取则或尽或馀。 亦有舍其篇首，撮章中之一言；或复都遗见文，假外理以定称。《黄鸟》显绵蛮之貌，《草虫》弃喓々之声，“瓜瓞”取绵绵之形，《瓠叶》舍番番之状，“夭夭” 与桃名而俱举，“蚩蚩”从氓状而见遗，《召旻》《韩奕》则采合上下，《驺虞》《权舆》则并举篇末。其中蹖駮不可胜论。岂古人之无常，何立名之异与？以作非 一人，故名无定目。“诂训传”者，注解之别名。毛以《尔雅》之作多为释《诗》，而篇有《释诂》《释训》，故依《尔雅》训而为《诗》立传。传者，传通其义 也。《尔雅》所释十有九篇，独云诂、训者，诂者古也，古今异言，通之使人知也；训者道也，道物之貌，以告人也。《释言》则《释诂》之别，故《尔雅序篇》 云：《释诂》《释言》，通古今之字，古与今异言也。《释训》言形貌也。然则“诂训”者，通古今之异辞，辨物之形貌，则解释之义尽归於此。《释亲》已下，皆 指体而释其别，亦是诂训之义，故唯言诂训，足总众篇之目。今定本作“故”，以《诗》云“古训是式”，《毛传》云“古，故也”，则“故训”者，故昔典训。依 故昔典训而为传，义或当然。《毛传》不训序者，以分置篇首，义理易明，性好简略，故不为传。郑以序下无传，不须辨嫌，故注序不言笺。《说文》云：“第，次 也。字从竹、弟。”称“第一”者，言其次第当一，所以分别先后也。
毛诗国风
〔《毛诗》，“诗”是此书之名，“毛”者，传《诗》人姓，既有齐、鲁、韩三家，故题姓以别之，或云小毛公。加“毛诗”二字，又云河閒献王所加，故大题 在下。案：马融、卢植、郑玄注三《礼》，并大题在下，班固《汉书》、陈寿《三国志》题亦然。《国风》，国者总谓十五国，风者诸侯之诗。从《关雎》至《驺 虞》二十五篇，谓之“正风”。〕
【疏】正义曰：《诗·国风》，旧题也。“毛”字，汉世加之。《六艺论》云：“河閒献王好学，其博士毛公善说诗，献王号之曰《毛诗》。”是献王始加 “毛”也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云：“毛公，赵人也，为河閒献王博士。”不言其名。范煜《后汉书》云：“赵人毛长传《诗》，是为《毛诗》。”然则赵人毛公名为 长也。《谱》云：“鲁人大毛公为《诂训传》於其家，河閒献王得而献之，以小毛公为博士。”然则大毛公为其传，由小毛公而题毛也。“诗”者，一部之大名。 “国风”者，十五国之总称。不冠於《周南》之上而退在下者，按郑注三《礼》《周易》《中候》《尚书》皆大名在下，孔安国、马季长、卢植、王肃之徒，其所注 者莫不尽然。然则本题自然，非注者移之，定本亦然，当以皆在第下，足得总摄故也。班固之作《汉书》，陈寿之撰《国志》，亦大名在下，盖取法於经典也。言 《国风》者，国是风化之界，诗以当国为别，故谓之《国风》。其《雅》则天子之事，政教刑于四海，不须言国也。《周》《召》，风之正经，固当为首。自卫以 下，十有馀国，编此先后，旧无明说，去圣久远，难得而知。欲言先后为次，则齐哀先於卫顷，郑武后於桧国，而卫在齐先，桧处郑后，是不由作之先后。欲以国地 为序，则郑小於齐，魏狭於晋，而齐后於郑，魏先於唐，是不由国之大小也。欲以采得为次，则《鸡鸣》之作远在《缁衣》之前，郑国之风必处桧诗之后，何当后作 先采，先作后采乎？是不由采得先后也。二三拟议，悉皆不可，则诸国所次，别有意焉。盖迹其先封善否，参其诗之美恶，验其时政得失，详其国之大小，斟酌所 宜，以为其次。邶、鄘、卫者，商纣畿内千里之地，《柏舟》之作，夷王之时，有康叔之馀烈，武公之盛德，资母弟之戚，成入相之勋，文公则灭而复兴，徙而能 富，土地既广，诗又早作，故以为“变风”之首。既以卫国为首，邶、鄘则卫之所灭，风俗虽异，美刺则同，依其作之先后，故以《邶》《鄘》先《卫》也。周则平 王东迁，政遂微弱，化之所被，才及郊畿，诗作后於卫顷，国地狭於千里，徒以天命未改，王爵仍存，不可过于后诸侯，故使次之於《卫》也。郑以史伯之谋，列为 大国，桓为司徒，甚得周众，武公夹辅平王，克成大业，有厉、宣之亲，有缁衣之美，其地虽狭，既亲且勋，故使之次《王》也。齐则异姓诸侯，世有衰德，哀公有 荒淫之风，襄公有鸟兽之行，辞有怨刺，篇无美者，又以大师之后，国土仍大，故使之次《郑》也。魏国虽小，俭而能勤，踵虞舜之旧风，有夏禹之遗化，故季札观 乐，美其诗音，云“大而婉，俭而易，行以德辅，此则明主也”，故次於《齐》。唐者，叔虞之后，虽为大国，昭公则五世交争，献后则丧乱弘多，故次於《魏》 下。秦以秦仲始大，襄公始命，穆公遂霸西戎，卒为强国，故使之次《唐》也。陈以三恪之尊，食侯爵之地，但以民多淫昏，国无令主，故使之次《秦》也。桧则其 君淫恣，曹则小人多宠，国小而君奢，民劳而政僻，季札之所不讥，《国风》次之於末，宜哉。《豳》者，周公之事，欲尊周公，使专一国，故次於众国之后，《小 雅》之前，欲兼其上下之美，非诸国之例也。郑《谱》，《王》在《豳》后者，退就《雅》《颂》，并言王世故耳。诸国之次，当是大师所弟。孔子删定，或亦改 张。襄二十九年《左传》，鲁为季札遍歌周乐，《齐》之下即歌《豳》、歌《秦》，然后歌《魏》。杜预云：“於《诗》，《豳》第十五，《秦》第十一，后仲尼删 定，故不同。”杜以为今所弟皆孔子之制，孔子之前则如《左传》之次。郑意或亦然也。《乡饮酒》云：“无筭乐。”注云：“燕乐亦无数，或间或合，尽欢而止。 《春秋》襄二十九年，吴公子札来聘，请观於周乐，此国君之无筭也。”以其遍歌，谓之无数，不以不次为无筭也。
郑氏笺
〔郑氏笺，本亦作“牋”，同，荐年反。《字林》云：“笺，长也。识也。”案：郑《六艺论》文，注《诗》宗毛为主，其义若隐略，则更表明，如有不同，即 下己意，使可识别也。然此题非毛公、马、郑、王肃等题，相传云是雷次宗题，承用既久，莫敢为异。又案：周续之与雷次宗同受慧远法师《诗》义，而续之释题已 如此，又恐非雷之题也。疑未敢明之。〕
【疏】正义曰：郑氏名玄，字康成，北海高密人，当后汉桓、灵之时注此书也。不言名而言氏者，汉承灭学之后，典籍出於人间，各专间命氏，以显其家之学， 故诸为训者皆云氏，不言名。由此而言，毛氏为传，亦应自载“毛”字，但不必冠“诗”上耳。不然，献王得之，何知毛为之也？明其自言毛矣。郑於诸经皆谓之 “注”，此言“笺”者，吕忱《字林》云：“笺者，表也，识也。”郑以毛学审备，遵畅厥旨，所以表明毛意，记识其事，故特称为“笺”。馀经无所遵奉，故谓之 “注”。注者，著也，言为之解说，使其义著明也。汉初，为传训者皆与经别行，三《传》之文不与经连，故石经书《公羊传》皆无经文。《艺文志》云：《毛诗》 经二十九卷，《毛诗故训传》三十卷。是毛为诂训亦与经别也。及马融为《周礼》之注，乃云：“欲省学者两读，故具载本文。”然则后汉以来，始就经为注，未审 此《诗》引经附传是谁为之。其郑之笺当元在经传之下矣。其《毛诗》经二十九卷，不知并何卷也。自“周南”至“郑氏笺”凡一十六字，所题非一时也。“周南关 雎”至“第一诗国风”，元是大师所题也。“诂训传”，毛自题之。“毛”一字，献王加之。“郑氏笺”，郑自题之。
周南召南谱
周、召者，《禹贡》雍州岐山之阳地名。〔〇正义曰：《禹贡·雍州》云“荆岐既旅”，是岐属雍州 也。《绵》之篇说大王迁于周原，《閟宫》言大王居岐之阳，是周地在岐山之阳也。《孟子》云文王以百里而王，则周、召之地，共方百里，而皆名曰周，其召是周 内之别名也。大王始居其地，至文王乃徙于丰。《周书》称王季宅程，《皇矣》说文王既伐密须，“度其鲜原，居岐之阳”，不出百里。则王季居程亦在岐南，程是 周地之小别也。〕今属右扶风美阳县，地形险阻而原田肥美。〔〇正义曰：《汉书·地理志》右扶 风郡有美阳县，《禹贡》岐山在西北，周文王所居也。皇甫谧云：“今美阳西北有岐城旧趾是也。本或作杜阳。”案《志》扶风自别有杜阳县，而岐山在美阳，不在 杜阳。郑于《禹贡》注云“岐山在扶风美阳西北”，则作“杜”者误也。《皇矣》称“居岐之阳，在渭之将”，是其处险阻也。《绵》云“周原膴膴，堇荼如饴”， 是地肥美也。〕
周之先公曰大王者，避狄难，自豳始迁焉，而脩德建王业。商王帝乙之初，命其子王季为西伯。至纣，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、汉、汝旁之诸侯。〔〇 正义曰：以帝乙，纣之父，准其年世，与王季同时。《旱麓》说大王、王季之事，云“瑟彼玉瓒，黄流在中”，言王季受玉瓒之赐也。《尚书》谓文王为西伯，当是 继父之业，故知王季亦为西伯。殷之州长曰伯，谓为雍州伯也。《周礼》“八命作牧”，殷之州伯盖亦八命也。如《旱麓》传云：“九命然后锡以秬鬯圭瓒。”《孔 丛》云：“羊容问于子思曰：‘古之帝王，中分天下，而二公治之，谓之二伯。周自后稷封为王者之后，大王、王季皆为诸侯，奚得为西伯乎？’子思曰：‘吾闻诸 子夏云，殷王帝乙之时，王季以九命作伯于西，受圭瓒秬鬯之赐，故文王因之得专征伐。此诸侯为伯，犹周、召分陕。’”皇甫谧亦云：“王季于帝乙殷王之时赐九 命为西长，始受圭瓒秬鬯。”皆以为王季受九命作东西大伯。郑不见《孔丛》之书，《旱麓》之笺不言九命，则以王季为州伯也。文王亦为州伯，故《西伯戡黎》注 云：文王为雍州之伯，南兼梁、荆，“在西，故曰西伯”。文王之德优于王季，文王尚为州伯，明王季亦为州伯也。《楚辞·天问》曰：“伯昌号衰，秉鞭作牧。” 王逸注云：“伯谓文王也。鞭以喻政。言纣号令既衰，文王执鞭持政为雍州牧。”《天问》，屈原所作，去圣未远，谓文王为牧，明非大伯也。所以不从毛说。言 “至纣，又命文王”者，既已继父为州伯，又命之使兼治南国江、汉、汝旁之诸侯也。知者，以《汉广序》云“美化行乎江、汉之域”《汝坟序》云“汝坟之国，妇 人能闵其君子”。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，此诗犹美江、汉、汝坟，明是江、汉之滨先被文王之教。若非受纣之命，其化无由及之，明纣命之矣。江、汉之域即梁、 荆二州，故《尚书》注云“南兼梁、荆”。其后化广民附，三分有二，不必皆纣命也。〕于时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故雍、梁、荆、豫、徐、扬之人咸被其德而从之。〔〇 正义曰：既引《论语》三分有二，故据《禹贡》州名指而言之。雍、梁、荆、豫、徐、扬归文王，其馀冀、青、兖属纣，九州而有其六，是为三分有其二也。《禹 贡》九州，夏时之制，于周则《夏官·职方氏》辨九州之域，有扬、荆、豫、青、兖、雍、幽、冀、并，校之于《禹贡》，无徐、梁，有幽、并，故《地理志》云 “周监二代而损益之，改《禹贡》徐、梁二州合之于雍、青，分冀州之地以为幽、并”，是其事也。《尔雅·释地》九州之名有冀、豫、雍、荆、扬、兖、徐、幽、 营。孙炎曰：“此盖殷制。《禹贡》有梁、青无幽、营，《周礼》有幽、并无徐、营。”然则此说不同，不言殷、周九州，而远指禹世者，孙炎以《尔雅》之文与 《禹贡》不同，于《周礼》又异，故疑为殷制耳，亦无明文言殷改夏也。《地理志》云“殷因于夏，无所变改”，班固不以《尔雅》为世法。又《周礼》冀、幽、 并，于《禹贡》唯一州耳，相率三分无一，故从岐而横分之。据《禹贡》正经之文，取六州以为三分之二，准《禹贡》之境，论施化之处，不言当时有此州名也。 《序》言化自北而南，则于岐东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，岐于土中近北故也。〕
文王受命，作邑于丰，乃分岐邦。周、召之地，为周公旦、召公奭之采地，施先公之教于已所职之国。〔〇 正义曰：“文王受命，作邑于丰”，《文王有声》之文也。《地理志》云：“京兆鄠县，丰水出其东南。”皇甫谧云：“丰在京兆鄠县东，丰水之西，文王自程徙 此。”案《皇矣》篇云文王既伐密须，徙于鲜原，从鲜原徙丰。而谧云自程，非也。丰在岐山东南三百馀里，文王既迁于丰，而岐邦地空，故分赐二公以为采邑也。 言分采地，当是中半，不知孰为东西。或以为东谓之周，西谓之召，事无所出，未可明也。知在居丰之后赐二公地者，以《泰誓》之篇，伐纣时事，已言周公曰。 《乐记》说《大武》之乐，象伐纣之事，云“五成而分陕，周公左而召公右”，明知周、召二公并在文王时已受采矣。文王若未居丰，则岐邦自为都邑，不得分以赐 人，明知分赐二公在作丰之后。且二《南》，文王之诗，而分系二公，若文王不赐采邑，不使行化，安得以诗系之？故知此时赐之采邑也。既以此诗系二公，明感二 公之化，故知使“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”也。言“先公”者，大王、王季贤人，文王承其业，文王自有圣化，不必要用先公，但子当述父之事，取其宜者行之， 以先公为辞耳。犹自兼行圣化，故有圣人之风。此独言“施先公之教”，明化己之可知，以《召南》有先公之教，故特言之耳。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，非受采之后。 于此言之者，明诗系二公之意也。言“己所职”者，指谓六州之人服从于己者。〕武王伐纣，定天下，巡守述职，陈诵诸国之诗，以观民风俗。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，故独录之，属之大师，分而国之。〔〇 正义曰：宣十二年《左传》引《时迈》之诗云：“昔武王克商，而作颂曰：‘载戢干戈，载櫜弓矢。’”《时迈序》云“巡守”，则武王巡守矣。《王制》说巡守之 礼，曰“命大师陈诗，以观民风俗”，故知武王巡守得二《南》之诗也。《谱》云“天子纳变雅，诸侯纳变风，其礼同”，则文王亦采诗。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，诸 侯之纳变风，直欲观民之情，以知已政得失耳，非能别贤圣之异风，立一代之大典也。文王犹为诸侯，王业未定，必不得分定二《南》，故据武王言之耳。武王遍陈 诸国之诗，非特六州而已。而此二《南》之风，独有二公之化，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风化尤最纯絜，故独取其诗，付属之于大师之官，使分而国之，为二国之 风。以大师掌六诗之歌，达声乐之本，故知属之使分系也。〕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《周南》，得贤人之化者谓之《召南》，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。〔〇 正义曰：文王将建王业，以诸侯而行王道，大王、王季是其祖、父，皆有仁贤之行，己之圣化未可尽行，乃取先公之教宜于今者与己圣化，使二公杂而施之。又六州 之民，志性不等，或得圣人之化，或得贤人之化，由受教有精粗，故歌咏有等级。大师晓达声乐，妙识本源，分别所感，以为二国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《周南》，得 贤人之化者谓之《召南》，解大师分作二《南》之意也。知有此理者，序云“《关雎》《麟趾》之化，王者之风，故系之周公。《鹊巢》《驺虞》之德，诸侯之风， 故系之召公”。以圣人宜为天子，贤人宜作诸侯，言王者之风是得圣人之化也，言诸侯之风是得贤人之化也。以周公圣人，故以圣人之风系之，以召公贤人，故以贤 人之风系之。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，因有天子之风义，一圣一贤，事尤相类，故系之二公。既分系二公，以优劣为次，先圣后贤，故先周后召也。不直称“周” “召”，而连言“南”者，欲见行化之地。且作诗之处，若不言“南”，无以见斯义也。且直言“周”“召”，嫌主美二公，此实文王之诗而系之二公，故周、召二 国并皆云“南”，见所化之处，明其与诸国有异故也。此诗既继二公，即二公为其诗主，若有美二公，则各从其国，《甘棠》之在《召南》，是其事也。《周南》无 美周公，或时不作，或录不得也。〕乃弃其馀，谓此为风之正经。〔〇正义曰：武王遍陈诸国之诗，今唯二《南》在矣，明是弃其馀也。〕
初，古公亶父聿来胥宇，爰及姜女。其后，大任思媚周姜，大似嗣徽音，历世有贤妃之助，以致其治。〔〇正义曰：此事皆在大雅也。郑言此者，以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，《召南》夫人虽斥文王夫人，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，故引诗文以历言。〕文王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〔〇正义曰：此《思齐》文也。言文王先化于妻，卒治家国。此明二国之诗先以后妃夫人为首之意。〕是故二国之诗以后妃夫人之德为首，终以《麟趾》《驺虞》，言后妃夫人有斯德，兴助其君子，皆可以成功，至于获嘉瑞。〔〇 正义曰：此论二国之诗次比之意。“是故”者，缘上事生下势之称。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，一人而二名，各随其事立称。礼，天子之妃曰后，诸侯之妃曰夫人。以 《周南》王者之化，故称后妃；《召南》诸侯之化，故云夫人。直以化感为名，非为先后之别。有陈圣化，虽受命前事，犹称后妃。有说贤化，虽受命后事，尚称夫 人。二国别称，而文王不异文者，《召南》夫人为首，后妃变称夫人，足知贤圣异化，于文王不假复异其辞，故《鹊巢》之序言国君以著义于后，皆以常称言之。圣 王之驭世，符瑞必臻，故次《麟趾》《驺虞》于末，欲见致嘉瑞也。时实不致，设以为法，故言耳。以诗人之作，各言其志，《麟趾》《关雎》《驺虞》之与《鹊 巢》，未必一人作也。《麟趾》言公子之信厚，《驺虞》叹国君之仁心，自取兽名，别为兴喻，非叹瑞应，与前篇共相终始。但君子之道，作事可法，垂宪后昆，大 师比之于末，序者申明其意，因言《关雎》之应，《鹊巢》之应耳。其实作者本意不在于应，而使诗有龙凤之文，亦将以之为应，非独麒麟、白虎也。郑答张逸云： “文王承先公之业，积脩其德，以致风化。述其美以为之法。能行其本，则致末应，既致其应，设以为法，是其不实致也。”此《谱》于此篇之大略耳。而二风大 意，皆自近及远，《周南·关雎》至《螽斯》皆后妃身事，《桃夭》《兔罝》《芣苡》后妃化之所及，《汉广》《汝坟》变言文王之化，见其化之又远也。《召南· 鹊巢》《采蘩》夫人身事，《草虫》《采蘋》朝廷之妻，《甘棠》《行露》朝廷之臣，大夫之妻与夫人同为阴类，故先于召伯，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。《羔羊》以 下，言召南之国，江、沱之间，亦言文王之政，是又化之差远也。篇之大率，自以远近为差。《周南》上八篇言后妃，《汉广》《汝坟》言文王。《召南》上二篇言 夫人，《羔羊》《摽有梅》《江有氾》《驺虞》四篇言文王。所以论后妃夫人详于《周南》而略于《召南》者，以《召南》夫人则《周南》后妃，既于后妃事详，所 以《召南》于夫人遂略。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，自由作者有别，又采得多少不同。《周南·桃夭》言“后妃之所致”，《召南·羔羊》云“《鹊巢》之功所致” 者，《周南·桃夭》以上皆后妃身事，文与后妃接连，故言后妃所致；《召南·羔羊》以前，非独夫人身事，文与夫人不相连接，故变言《鹊巢》之功所致也。又 《桃夭》致后三篇有后妃之化，《羔羊》致后无夫人之化者，亦是《周南》后妃既详，于《召南》夫人遂略。致者，行化于己，自已致人。《草虫》以下，非复夫人 身事，亦是夫人之致也。《羔羊》，《召南》之国化文王之政，为《鹊巢》之功所致，则《汉广》文王之道被于南国，亦是《关雎》之功所致。序者以此二风皆是文 王之化，太姒所赞。《周南》以《桃夭》至《芣苡》三篇为后妃所致，《汉广》以下，其事差远，为文王之致。《召南》以《草虫》至《行露》四篇为夫人所致， 《羔羊》以下差远，为文王之致。各举其事，互相发明。此二《南》之诗，文王时作。文王即位，至受命之时，已四十馀年，诸侯从之盖亦早矣。郑答张逸云：“文 王以诸侯而有王者之化，卒以受命。”是受命之前巳行王德。当此之时，诗巳作也。何则？化被于下则民述其志，何须待布王号然后作歌。武王采得之时，二公已有 爵土，命其行化，遂分系之，非由二公有土，此诗始作也。《周》《召》二十五篇，唯《甘棠》与《何彼襛矣》二篇乃是武王时作。武王伐纣，乃封太公为齐侯，令 周、召为二伯。而《何彼襛矣》经云“齐侯之子”，太公已封于齐，《甘棠》经云“召伯”，召公为伯之后，故知二篇皆武王时作。非徒作在武王之时，其所美之事 亦武王时也。《行露》虽述召伯事，与《甘棠》异时。赵商谓其同时，疑而发问，故《志》“赵商问：‘《甘棠》《行露》之诗，美召伯之功，笺以为当文王与纣之 时，不审召公何得为伯？’答曰：‘《甘棠》之诗，召伯自明，谁云文王与纣之时乎？’至《行露》篇，笺义云‘衰乱之俗微，贞信之教兴’，若当武王时，被《召 南》之化久矣，衰乱之俗已销，安得云微？云此文王时也。序义云‘召伯听讼’者，从后录其意，是以云然”。而郑此答，明《甘棠》笺之所云美其为伯之功，谓武 王时也。此二篇武王时事，得入《召南》风者，以诗系于召，召为诗主，以其主美召伯，因即录于《召南》。王姬以天子之女，降尊適卑，不失妇道，《召南》多陈 人伦，事与相类。又王姬贤女，《召南》贤化，又作在武王之世，不可入文王圣化之风，故录之于《召南》也。〕
风之始，所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妇焉，故周公作乐，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或谓之房中之乐者，后妃夫人侍御于其君子，女史歌之，以节义序故耳。〔〇 正义曰：云言“或”者，道异说也。郑之前世有为此说者，故因解之。二《南》之风言后妃乐得淑女，无嫉妒之心，夫人德如鸣鸠，可以承奉祭祀，能使夫妇有义， 妻妾有序。女史歌之，风切后夫人，以节此义序，故用之耳。《王风》云“君子阳阳，左执簧，右招我由房”，谓路寝之房。以人君有房中之乐，则后夫人亦有房中 之乐。以后夫人房中之乐歌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则人君房中之乐亦歌《周南》《召南》，故《谱》下文云路寝之常乐，“风之正经”也。天子歌《周南》，诸侯歌 《召南》，用此“或”说为义也。后夫人用之亦当然也。王肃云：“自《关雎》至《芣苡》，后妃房中之乐。”肃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，故为后妃之乐。然则夫人 房中之乐，当用《鹊巢》《采蘩》。郑无所说，义亦或然。〕
射礼，天子以《驺虞》，诸侯以《貍首》，大夫以《采蘋》，士以《采蘩》为节。〔〇正义曰：在《召 南》之篇，亦是用之于乐，故言之。《礼记·射义》有此。又彼注亦以为《驺虞》取其“一发五豝”，喻得贤者多；《貍首》取“小大莫处，御于君所”；《采蘋》 取其循涧以采蘋，喻循法度，以成君事；《采蘩》取“夙夜在公”，各取其篇之义以为戒也。“为节”者，谓射之进退当乐节相应。彼每篇一言为节，此引之省文 也。〕今无《貍首》，周衰，诸侯并僣而去之，孔子录诗不得也。为礼乐之记者，从后存之，遂不得其次序。〔〇 正义曰：言此者，以射用四篇，而三篇皆在《召南》，则《貍首》亦当在。今无其篇，故辨之，云诸侯所以去之。《大射》注云：“貍之言不来也。其诗有射诸侯首 不朝者之言，因以名篇。后世失之。”然则于时诸侯不肯朝事天子，恶其被射之言，故弃之。为礼乐之记者，正谓记作《射义》者，以《貍首》乐歌之曲，故并乐言 之。《射义》注云：“《貍首》，逸诗，下云‘曾孙侯氏’是也。”其下文云：“故诗曰：‘曾孙侯氏，四正具举。大夫君子，凡以庶士。小人莫处，御于君所。以 燕以射，则燕则誉。’”谓此是《貍首》经文也。彼虽引诗，无“貍首”之字，郑知是《貍首》者，以彼之说诸侯射法而引此诗，其下又云：“君臣相与，尽志于 射，以习礼乐，则安则誉也。是以天子制之，而诸侯务焉。”言诸侯用为射节，知是《貍首》之辞。无“貍首”字者，略引其文，不尽其辞故也。〕
周公封鲁，死谥曰文公，召公封燕，死谥曰康公，元子世之。〔〇正义曰：周公封鲁，召公封燕，《史 记》皆有《世家》言之。《周语》引《常棣》为周文公之诗，是周公谥曰文也。《公刘序》云“召康公戒成王”，是召公谥曰康也。《閟宫》云“建尔元子，乃命鲁 公”，是元子世之也。《燕世家》云“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，当厉王之时”，则是失其世次，不得召公元子名谥，传国于后，是元子可知。〕其次子亦世守采地，在王官，春秋时周公、召公是也。〔〇 正义曰：僖九年“公会宰周公于葵丘”，文五年“召伯来会葬”，是春秋时周公、召公也。经传皆言周公，谓为三公，不知何爵也。召称伯，则伯爵，以《左传》多 云召公，故言公。其旦与奭次子名谥，《书传》无文。平王以西都赐秦，则春秋时周公、召公别于东都受采，存本周、召之名也，非复岐周之地。《晋书地道记》云 “河东郡垣县有召亭，周则未闻，今为召州”是也。左方无君世者，此因诗系二公，故终言之，其君世，《世家》亡灭，且非此所须故也。〕
问者曰：“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之诗，为风之正经则然矣。自此之后，南国诸侯政之兴衰，何以无变风？”答曰：“陈诸国之诗者，将以知其缺失，省方设教为黜陟。时徐及吴、楚僣号称王，不承天子之风，今弃其诗，夷狄之也。〔〇 正义曰：以列国政衰，变风皆作，南国诸侯，其数多矣，不得全不作诗。今无其事，故问而释之。巡守陈诗者，观其国之风俗，故采取诗以为黜陟之渐。亦既僣号称 王，不承天子威令，则不可黜陟，故不录其诗。吴、楚僣号称王，《春秋》多有其事。知徐亦僣者，《檀弓》云：“邾娄考公之丧，徐君使容居来吊，其辞云，昔我 先君驹王”，是其僣称王也。〕其馀江、黄、六、蓼之属，既驱陷于彼俗，又亦小国，犹邾、滕、纪、莒之等，夷其诗，蔑而不得列于此。”〔〇 正义曰：《春秋》文四年，楚人灭江。僖十二年灭黄。文五年，楚灭六并蓼。终为楚人所灭，是被其驱逼陷恶俗也。既驱陷彼俗，亦不可黜陟，又且小国，政教狭 陋，故夷其诗，轻蔑之，而不得列于国风也。邾、滕、纪、莒，春秋时小国，亦不录之，非独南方之小国也。其魏与桧、曹，当时犹大于邾、莒，故得录之。春秋 时，燕、蔡之属，国大而无诗者，薛综答韦昭云：“或时不作诗，或有而不足录。”〕
周召南谱终。
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。〔笺云：《关雎》，旧解云：“三百一十一篇诗，并是作者自为名。”后妃， 芳非反。《尔雅》云：“妃，姬也，对也。”《左传》云：“嘉耦曰妃。”《礼记》云：“天子之妃曰后。”“之德也”，旧说云：“起此至‘用之邦国焉’，名 《关雎序》，谓之《小序》。自‘风，风也’讫末，名为《大序》。”沈重云：“案郑《诗谱》意，《大序》是子夏作，《小序》是子夏、毛公合作。卜商意有不 尽，毛更足成之。”或云《小序》是东海卫敬仲所作。今谓此序止是《关雎》之序，总论《诗》之纲领，无大小之异。解见《诗义序》。并是郑注，所以无“笺云” 者，以无所疑乱故也。〕
【疏】“《关雎》，后妃之德也”。〇正义曰：诸序皆一篇之义，但《诗》理深广，此为篇端，故以《诗》之大纲并举於此。今分为十五节，当节自解次第，於 此不复烦文。作《关雎》诗者，言后妃之德也。《曲礼》曰：“天子之妃曰后。”注云：“后之言后也。”执理内事，在夫之后也。《释诂》云：“妃，媲也。”言 媲匹於夫也。天子之妻唯称后耳。妃则上下通名，故以妃配后而言之。德者，得也，自得於身，人行之总名。此篇言后妃性行和谐，贞专化下，寤寐求贤，供奉职 事，是后妃之德也。二《南》之风，实文王之化，而美后妃之德者，以夫妇之性，人伦之重，故夫妇正则父子亲，父子亲则君臣敬，是以《诗》者歌其性情。阴阳为 重，所以《诗》之为体，多序男女之事。不言美后妃者，此诗之作，直是感其德泽，歌其性行，欲以发扬圣化，示语未知，非是褒赏后妃能为此行也。正经例不言 美，皆此意也。其变诗，则政教已失，为恶者多，苟能为善，则赏其善事。征伐玁狁，始见忧国之心；瞻仰昊天，方知求雨之切，意与正经有异，故序每篇言美也。
风之始也，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，故用之乡人焉，用之邦国焉。〔笺云：风之始，此风谓十五国风，风是诸侯政教也。下云“所以风天下”，《论语》云“君子之德风”，并是此义。“所以风”，如字。徐福凤反，今不用。〕
【疏】“风之”至“国焉”。〇正义曰：序以后妃乐得淑女，不淫其色，家人之细事耳，而编於《诗》首，用为歌乐，故於后妃德下即申明此意，言后妃之有美 德，文王风化之始也。言文王行化，始於其妻，故用此为风教之始，所以风化天下之民，而使之皆正夫妇焉。周公制礼作乐，用之乡人焉，令乡大夫以之教其民也； 又用之邦国焉，令天下诸侯以之教其臣也。欲使天子至於庶民，悉知此诗皆正夫妇也。故郑《谱》云“天子诸侯燕其群臣，皆歌《鹿鸣》，合乡乐”是也。定本“所 以风天下”，俗本“风”下有“化”字，误也。《仪礼》乡饮酒礼者，乡大夫三年宾贤能之礼，其经云“乃合乐《周南·关雎》”，是用之乡人也。燕礼者，诸侯饮 燕其臣子及宾客之礼，其经云“遂歌乡乐、《周南·关雎》”，是用之邦国也。施化之法，自上而下，当天子教诸侯，教大夫，大夫教其民。今此先言风天下而正夫 妇焉，既言化及于民，遂从民而广之，故先乡人而后邦国也。《老子》云：“脩之家，其德乃馀。脩之邦，其德乃丰。脩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”亦自狭至广，与此同 意也。
风，风也，教也。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。〔“风，风也”，并如字。徐上如字，下福凤反。崔灵恩《集 注》本下即作“讽”字。刘氏云：“动物曰风，讬音曰讽。”崔云：“用风感物则谓之讽。”沈云：“上风是《国风》，即《诗》之六义也。下风即是风伯鼓动之 风。君上风教，能鼓动万物，如风之偃草也。”今从沈说。“风以动之”，如字。沈福凤反，云：“谓自下剌上，感动之名，变风也。”今不用。〕
【疏】“风风”至“化之”。正义曰：上言风之始，谓教天下之始也。序又解名教为风之意，风训讽也，教也。讽谓微加晓告，教谓殷勤诲示。讽之与教，始末 之异名耳。言王者施化，先依违讽谕以动之，民渐开悟，乃后明教命以化之。风之所吹，无物不扇；化之所被，无往不沾，故取名焉。
诗者，志之所之也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
【疏】“诗者”至“为诗”。〇正义曰：上言用诗以教，此又解作诗所由。诗者，人志意之所之適也；虽有所適，犹未发口，蕴藏在心，谓之为志；发见於言， 乃名为诗。言作诗者，所以舒心志愤懑，而卒成於歌咏，故《虞书》谓之“诗言志”也。包管万虑，其名曰心；感物而动，乃呼为志。志之所適，外物感焉，言悦豫 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，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。《艺文志》云“哀乐之情感，歌咏之声发”，此之谓也。正经与变，同名曰诗，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。
情动於中而形於言，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，故永歌之，永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。〔嗟，迹斜反，咨嗟也。歎，本亦作叹，汤赞反，叹息也。蹈，徒到反，动足履地也。〕
【疏】“情动”至“蹈之”。〇正义曰：上云“发言为诗”，辨诗、志之异，而直言者非诗，故更序诗必长歌之意。情谓哀乐之情，中谓中心，言哀乐之情动於 心志之中，出口而形见於言。初言之时，直平言之耳。平言之而意不足，嫌其言未申志，故咨嗟叹息以和续之。嗟叹之犹嫌不足，故长引声而歌之。长歌之犹嫌不 足，忽然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。言身为心使，不自觉知举手而舞身、动足而蹈地，如是而后得舒心腹之愤，故为诗必长歌也。圣王以人情之如是，故用诗於乐， 使人歌咏其声，象其吟咏之辞也；舞动其容，象其舞蹈之形也。具象哀乐之形，然后得尽其心术焉。“情动於中”，还是“在心为志”，而“形於言”，还是“发言 为诗”，上辨诗从志出，此言为诗必歌，故重其文也。定本“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”，俗本“言之”下有“者”字，误也。定本“永歌之不足”下无“故”字，有 “故”字者，亦误也。《乐记》云：“歌之为言也，长言之也。说之，故言之；言之不足，故长言之；长言之不足，故嗟叹之；嗟叹之不足，故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 蹈之。”其文与此经略同。“说之，故言之”，谓说前事，言出于口，与此情动形言一也。《虞书》曰：“歌永言。”注云：“歌所以长言诗之意。”是永歌、长言 为一事也。《乐记》注云：“嗟叹，和续之也。”谓发言之后，咨嗟叹息为声，以和其言而继续之也。《乐记》先言长言之，乃云嗟叹之；此先云嗟叹之，乃云永歌 之。直言既已嗟叹，长歌又复嗟叹，彼此各言其一，故不同也。《艺文志》云：“诵其言谓之诗，咏其声谓之歌。”然则在心为志，出口为言，诵言为诗，咏声为 歌，播於八音谓之为乐，皆始末之异名耳。
情发於声，声成文，谓之音。〔笺：发犹见也。声谓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也。声成文者，宫、商上下相应。〇犹见，贤遍反。徵，陟里反。上下，时掌反。应，应对之应，下注同。〕
【疏】“情发於”至“之音”。〇正义曰：情发於声，谓人哀乐之情发见於言语之声，於时虽言哀乐之事，未有宫、商之调，唯是声耳。至於作诗之时，则次序 清浊，节奏高下，使五声为曲，似五色成文，一人之身则能如此。据其成文之响，即是为音。此音被诸弦管，乃名为乐，虽在人在器，皆得为音。下云治世之音谓乐 音，则此“声成文谓之音”亦谓乐之音也。原夫作乐之始，乐写人音，人音有小大高下之殊，乐器有宫、徵、商、羽之异，依人音而制乐，讬乐器以写人，是乐本效 人，非人效乐。但乐曲既定，规矩先成，后人作诗，谟摩旧法，此声成文谓之音。若据乐初之时，则人能成文，始入於乐。若据制乐之后，则人之作诗，先须成乐之 文，乃成为音。声能写情，情皆可见。听音而知治乱，观乐而晓盛衰，故神瞽有以知其趣也。设有言而非志，谓之矫情，情见於声，矫亦可识。若夫取彼素丝，织为 绮縠，或色美而材薄，或文恶而质良，唯善贾者别之。取彼歌谣，播为音乐，或辞是而意非，或言邪而志正，唯达乐者晓之。《乐记》曰：“其哀心感者，其声噍以 杀；其乐心感者，其声发以散。”是情之所感入於乐也。季札见歌《唐》曰：“思深哉，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！”是乐之声音得其情也。若徒取辞赋，不达音声，则 身为桀、纣之行，口出尧、舜之辞，不可得而知也。是以《楚茨》《大田》之徒并陈成王之善，《行露》《汝坟》之篇皆述纣时之恶。以《汝坟》为王者之《风》， 《楚茨》为剌过之《雅》，大师晓其作意，知其本情故也。〇笺：“发犹”至“相应”。〇正义曰：《春官·大师职》云：“文之以五声：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” 是声必有五，故引五声之名以解之。五声之配五方也，於《月令》角东、商西、徵南、羽北、宫在中央。立名还以其方为义，《汉书·律历志》云：“商之为言章 也，物成熟可章度也。角，触也。物触地而出，戴芒角也。宫，中也。居中央，畅四方，唱始施生，为四声之纲也。徵，祉也，物盛大而蕃祉也。羽，宇也，物聚藏 宇覆之也。”又云：“宫为君。”君是阳，阳数极於九，故宫数八十一。三分去一以生徵，徵数五十四。三分益一以生商，商数七十二。三分去一以生羽，羽数四十 八。三分益一以生角，角数六十四。《乐记》云：“声相应，故生变。变成方，谓之音。”注云：“方犹文章也。”“乐之器，弹其宫则众宫应，然不足乐，是以变 之使杂也。”引昭二十年《左传》曰：“若以水济水，谁能食之？若琴瑟之专壹，谁能听之？”是解声必须杂之意也。此言“声成文谓之音”，则声与音别。《乐 记》注：“杂比曰音，单出曰声。”《记》又云：“审声以知音，审音以知乐。”则声、音、乐三者不同矣。以声变乃成音，音和乃成乐，故别为三名。对文则别， 散则可以通。季札见歌《秦》曰：“此之谓夏声。”《公羊传》云：“十一而税，颂声作。”声即音也。下云“治世之音”，音即乐也。是声与音、乐名得相通也。 《乐记》子夏对魏文侯云：“君之所问者乐也。所好者音也。夫乐者，与音相近而不同。”又以音、乐为异者。以文侯并问古乐、新乐，二者同呼为乐，谓其乐、音 同也。子夏以古乐顺於民而当於神，与天下同乐，故定为乐。名新乐，淫於色而害於德，直申说其音而已，故变言溺音，以晓文侯耳。音、乐非为异也。《乐记》云 “淫乐慝礼”，子夏亦云“古乐之发”，“新乐之发”，是郑、卫之音亦为乐也。
治世之音，安以乐，其政和。乱世之音，怨以怒，其政乖。亡国之音，哀以思，其民困。〔〇治，直吏反。“之音”绝句。“乐”，音洛，绝句。“其政和”，一读“安”字上属，“以乐其政和”为一句。下放此，思，息吏反。〕
【疏】“治世”至“民困”。〇正义曰：序既云“情见於声”，又言“声随世变”。治世之音既安又以欢乐者，由其政教和睦故也。乱世之音既怨又以恚怒者， 由其政教乖戾故也。亡国之音既哀又以愁思者，由其民之困苦故也。《乐记》云：“其哀心感者，其声噍以杀；其乐心感者，其声啴以缓。”彼说乐音之中兼有二 事，此安以乐、怨以怒亦与彼同。治世之政教和顺民心，民安其化，所以喜乐，述其安乐之心而作歌，故治世之音亦安以乐也。《良耜》云：“百室盈止，妇子宁 止。”安之极也。《湛露》云：“厌厌夜饮，不醉无归。”乐之至也。《天保》云：“民之质矣，日用饮食。”是其政和也。乱世之政教与民心乖戾，民怨其政教， 所以忿怒，述其怨怒之心而作歌，故乱世之音亦怨以怒也。《蓼莪》云：“民莫不穀，我独何害！”怨之至也。《巷伯》云：“取彼谮人，投畀豺虎。”怒之甚也。 《十月》云：“彻我墙屋，田卒汙莱。”是其政乖也。国将灭亡，民遭困厄，哀伤己身，思慕明世，述其哀思之心而作歌，故亡国之音亦哀以思也。《苕之华》云： “知我如此，不如无生。”哀之甚也。《大东》云：“眷言顾之，潸焉出涕。”思之笃也。《正月》云：“民今之无禄，天夭是椓。”是其民困也。诗述民志，乐歌 民诗，故时政善恶见於音也。治世谓天下和平，乱世谓兵革不息，亡国谓国之将亡也。乱世谓世乱而国存，故以世言之。亡国则国亡而世绝，故不言世也。乱世言 政，亡国不言政者，民困必政暴，举其民困为甚辞，故不言政也。亡国者，国实未亡，观其歌咏，知其必亡，故谓之亡国耳，非已亡也。若其已亡，则无复作诗，不 得有亡国之音。此云乱世、亡国者，谓贤人君子听其乐音，知其亡乱，故谓之乱世之音、亡国之音。《乐记》所云“郑、卫之音，乱世之音；桑閒、濮上之音，亡国 之音”，与此异也。淫恣之人，肆於民上，满志纵欲，甘酒嗜音，作为新声，以自娱乐，其音皆乐而为之，无哀怨也。《乐记》云：“乐者，乐也，君子乐得其道， 小人乐得其欲。”彼乐得其欲，所以谓之淫乐。为此乐者，必乱必亡，故亦谓之乱世之音、亡国之音耳，与此不得同也。若然，此二者言哀乐出于民情，乐音从民而 变，乃是人能变乐，非乐能变人。案《乐记》称“人心感於物而后动，先王慎所以感之者，故作乐以和其声。乐之感人深，其移风易俗”。又云：“志微、噍杀之音 作而民思忧，廉直、庄诚之音作而民肃敬，宽裕、顺成之音作而民慈爱，流僻、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。”如彼文，又是乐能变人。乐由王者所制，民逐乐音而变。此 言民能变乐，彼言乐能变人者，但兆民既众，贤愚不等，以贤哲歌谣采诗定乐；以贤者所乐，教愚者为乐；取智者之心，变不智者之心，制礼之事亦犹是也。礼者， 称人之情而为之节文，贤者俯而就之，不肖者企而及之，是下民之所行，非圣人之所行也。圣王亦取贤行以教不贤，举得中以裁不中。《礼记·问丧》称：“礼者， 非从天降，非从地出，人情而已矣。”是礼之本意出於民也。《乐记》又曰：“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。乐者，乐其所自生。”是乐之本意出於民也。《乐记》又 曰：“夫物之感人无穷，而人之好恶无节，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，则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於是有悖逆诈伪之心，有淫佚作乱之事。故先王制礼作乐为 之节。”是王者采民情制礼乐之意。礼乐本出於民，还以教民，与夫云出於山，复雨其山；火生於木，反焚其木，复何异哉！
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诗。〔〇“正得失”，周云：“正齐人之得失也。”本又作“政”，谓政教也，两通。“近”，如字，沈音附近之近。〕
【疏】“故正”至“於诗”。〇正义曰：上言播诗於音，音从政变，政之善恶皆在於诗，故又言诗之功德也。由诗为乐章之故，正人得失之行，变动天地之灵， 感致鬼神之意，无有近於诗者。言诗最近之，馀事莫之先也。《公羊传》说《春秋》功德云：“拨乱世，反诸正，莫近诸《春秋》。”何休云：“莫近，犹莫过之 也。”诗之道所以能有此三事者，诗者志之所歌，歌者人之精诚，精诚之至，以类相感。诗人陈得失之事以为劝戒，令人行善不行恶，使失者皆得是诗，能正得失 也。普正人之得失，非独正人君也。下云“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”，是上下俱正人也。人君诚能用诗人之美道，听嘉乐之正音，使赏善伐恶之道举无不当，则可 使天地效灵，鬼神降福也。故《乐记》云：“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，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。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，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。”又曰：“歌者直己而陈德 也，动己而天地应焉，四时和焉，星辰理焉，万物育焉。”此说声能感物，能致顺气、逆气者也。天地云动，鬼神云感，互言耳。《周礼》之例，天曰神，地曰祇， 人曰鬼。鬼神与天地相对，唯谓人之鬼神耳。从人正而后能感动，故先言“正得失”也。此“正得失”与“雅者正也”“正始之道”，本或作“政”，皆误耳。今定 本皆作“正”字。
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〔“厚”音后，本或作“序”，非。〕
【疏】“先王”至“俗”。〇正义曰：上言诗有功德，此言用诗之事。“经夫妇”者，经，常也。夫妇之道有常，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，德音莫违，是夫妇 之常。室家离散，夫妻反目，是不常也。教民使常，此夫妇犹《商书》云“常厥德”也。“成孝敬”者，孝以事亲，可移於君；敬以事长，可移於贵。若得罪於君 亲，失意於长贵，则是孝敬不成。故教民使成此孝敬也。“厚人伦”者，伦，理也。君臣父子之义，朋友之交，男女之别，皆是人之常理。父子不亲，君臣不敬，朋 友道绝，男女多违，是人理薄也。故教民使厚此人伦也。“美教化”者，美谓使人服之而无厌也。若设言而民未尽从，是教化未美。故教民使美此教化也。“移风 俗”者，《地理志》云：“民有刚柔缓急，音声不同，系水土之风气，故谓之风。好恶、取舍、动静，随君上之情欲，故谓之俗。”则风为本，俗为末，皆谓民情好 恶也。缓急系水土之气，急则失於躁，缓则失於慢。王者为政，当移之，使缓急调和，刚柔得中也。随君上之情，则君有善恶，民并从之。有风俗伤败者，王者为 政，当易之使善。故《地理志》又云：“孔子曰：‘移风易俗，莫善於乐。’言圣王在上，统理人伦，必移其本而易其末，然后王教成。”是其事也。此皆用诗为 之，故云“先王以是”，以，用也，言先王用诗之道为此五事也。案《王制》云：“广谷大川异制，民生其閒者异俗。脩其教，不易其俗。”此云“易俗”，彼言 “不易”者，彼谓五方之民，戎夷殊俗，言语不通，器械异制，王者就而抚之，不复易其器械，同其言音，故言“不易其俗”，与此异也。此序言诗能易俗，《孝 经》言乐能移风俗者，诗是乐之心，乐为诗之声，故诗、乐同其功也。然则诗、乐相将，无诗则无乐。周存六代之乐，岂有黄帝之诗？有乐而无诗，何能移风易俗？ 斯不然矣。原夫乐之初也，始於人心，出於口歌，圣人作八音之器以文之，然后谓之为音，谓之为乐。乐虽逐诗为曲，仿诗为音，曲有清浊次第之序，音有宫商相应 之节，其法既成，其音可久，是以昔日之诗虽绝，昔日之乐常存。乐本由诗而生，所以乐能移俗。歌其声谓之乐，诵其言谓之诗，声言不同，故异时别教。《王制》 称“春教乐，夏教诗”。《经解》称“温柔敦厚，诗教也；广博易良，乐教也”。由其事异，故异教也，此之谓诗乐。据五帝以还，诗乐相将，故有诗则有乐。若上 皇之世，人性醇厚，徒有嬉戏之乐，未有歌咏之诗。
故诗有六义焉：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〔〇比，必履反。兴，虚应反，沈许甑反。颂音讼。〕
【疏】“故诗”至“六曰颂”。〇正义曰：上言诗功既大，明非一义能周，故又言“诗有六义”。《大师》上文未有“诗”字，不得径云“六义”，故言“六 诗”。各自为文，其实一也。彼注云：“风，言贤圣治道之遗化。赋之言铺，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。比，见今之失，不敢斥言，取比类以言之。兴，见今之美，嫌於 媚谀，取善事以喻劝之。雅，正也，言今之正者，以为后世法。颂之言诵也，容也，诵今之德，广以美之。”是解六义之名也。彼虽各解其名，以诗有正、变，故互 见其意。“风”云贤圣之遗化，谓变风也。“雅”云“言今之正，以为后世法”，谓正雅也。其实正风亦言当时之风化，变雅亦是贤圣之遗法也。“颂”训为 “容”，止云“诵今之德，广以美之”，不解容之义，谓天子美有形容，下云“美盛德之形容”，是其事也。“赋”云“铺陈今之政教善恶”，其言通正、变，兼 美、刺也。“比”云“见今之失，取比类以言之”，谓刺诗之比也。“兴”云“见今之美，取善事以劝之”，谓美诗之兴也。其实美、刺俱有比、兴者也。郑必以 “风”言贤圣之遗化，举变风者，以唐有尧之遗风，故於“风”言贤圣之遗化。“赋”者，直陈其事，无所避讳，故得失俱言。“比”者，比讬於物，不敢正言，似 有所畏惧，故云“见今之失，取比类以言之”。“兴”者，兴起志意赞扬之辞，故云“见今之美以喻劝之”。“雅”既以齐正为名，故云“以为后世法”。郑之所 注，其意如此。诗皆用之於乐，言之者无罪。赋则直陈其事。於比、兴云“不敢斥言”“嫌於媚谀”者，据其辞不指斥，若有嫌惧之意。其实作文之体，理自当然， 非有所嫌惧也。六义次第如此者，以诗之四始，以风为先，故曰“风”。风之所用，以赋、比、兴为之辞，故於风之下即次赋、比、兴，然后次以雅、颂。雅、颂亦 以赋、比、兴为之，既见赋、比、兴於风之下，明雅、颂亦同之。郑以赋之言铺也，铺陈善恶，则诗文直陈其事，不譬喻者，皆赋辞也。郑司农云：“比者，比方於 物。诸言如者，皆比辞也。”司农又云：“兴者，讬事於物则兴者起也。取譬引类，起发已心，诗文诗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，皆兴辞也。”赋、比、兴如此次者，言 事之道，直陈为正，故《诗经》多赋在比、兴之先。比之与兴，虽同是附讬外物，比显而兴隐。当先显后隐，故比居兴先也。毛传特言兴也，为其理隐故也。风、 雅、颂者，皆是施政之名也。上云“风，风也，教也。风以动之，教以化之”，是风为政名也。下云“雅者，正也。政有小大，故有《小雅》焉，有《大雅》焉”， 是雅为政名也。《周颂谱》云：“颂之言容，天子之德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，此之谓容”，是颂为政名也。人君以政化下，臣下感政作诗，故还取政教之名，以为 作诗之目。风、雅、颂同为政称，而事有积渐，教化之道，必先讽动之，物情既悟，然后教化，使之齐正。言其风动之初，则名之曰风。指其齐正之后，则名之曰 雅。风俗既齐，然后德能容物，故功成乃谓之颂。先风，后雅、颂，为此次故也。一国之事为风，天下之事为雅者，以诸侯列土树疆，风俗各异，故唐有尧之遗风， 魏有俭约之化，由随风设教，故名之为风。天子则威加四海，齐正万方，政教所施，皆能齐正，故名之为雅。风、雅之诗，缘政而作，政既不同，诗亦异体，故《七 月》之篇备有风、雅、颂。《駉颂序》云：“史克作是颂。”明作者本意，自定为风体，非采得之后始定体也。诗体既异，其声亦殊。《公羊传》曰：“十一而税， 颂声作。”《史记》称微子过殷墟而作雅声。《谱》云：“师挚之始，《关雎》之乱，早失风声矣。”《乐记》云：“人不能无乱，先王耻其乱，故制雅、颂之声以 道之。”是其各自别声也。诗各有体，体各有声，大师听声得情，知其本意。《周南》为王者之风，《召南》为诸侯之风，是听声而知之也。然则风、雅、颂者，诗 篇之异体；赋、比、兴者，诗文之异辞耳，大小不同，而得并为六义者，赋、比、兴是诗之所用，风、雅、颂是诗之成形，用彼三事，成此三事，是故同称为义，非 别有篇卷也。《郑志》：“张逸问：‘何诗近於比、赋、兴？’答曰：‘比、赋、兴，吴札观诗已不歌也。孔子录《诗》，已合风、雅、颂中，难复摘别。篇中义多 兴。’”逸见风、雅、颂有分段，以为比、赋、兴亦有分段，谓有全篇为比，全篇为兴，欲郑指摘言之。郑以比、赋、兴者直是文㖞之异，非篇卷之别，故远言从本 来不别之意。言“吴札观诗已不歌”，明其先无别体，不可歌也。“孔子录《诗》，已合风、雅、颂中”，明其先无别体，不可分也。元来合而不分，今日“难复摘 别”也。言“篇中义多兴”者，以毛传於诸篇之中每言兴也。以兴在篇中，明比、赋亦在篇中，故以兴显比、赋也。若然，比、赋、兴元来不分，则唯有风、雅、颂 三诗而已。《艺论》云“至周分为六诗”者，据《周礼》“六诗”之文而言之耳，非谓篇卷也。或以为郑云孔子已合於风、雅、颂中，则孔子以前，未合之时，比、 赋、兴别为篇卷。若然，则离其章句，析其文辞，乐不可歌，文不可诵。且风、雅、颂以比、赋、兴为体，若比、赋、兴别为篇卷，则无风、雅、颂矣。是比、赋、 兴之义，有诗则有之。唐、虞之世，治致升平，周於太平之世，无诸侯之风，则唐、虞之世必无风也。雅虽王者之政，乃是太平前事，以尧、舜之圣，黎民时雍，亦 似无雅，於六义之中，唯应有颂耳。夏在制礼之后，不复面称目谏，或当有雅。夏氏之衰，昆吾作霸，诸侯彊盛，或当有风。但篇章泯灭，无以言之。《艺论》云 “唐、虞始造其初，至周分为六诗”，据《周礼》成文而言之，诗之六义，非起於周也。
上以风化下，下以风刺上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，故曰风。〔笺：风化、风刺，皆谓譬喻，不斥言也。主文，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。谲谏，咏歌依违，不直谏。〇“下以风”，福凤反，注“风刺”同。刺本又作刾，七赐反。谲，古穴反，诈也。“故曰风”，福凤反，又如字。〕
【疏】“上以”至“曰风”。〇正义曰：臣下作诗，所以谏君，君又用之教化，故又言上下皆用此上六义之意。在上，人君用此六义风动教化；在下，人臣用此 六义以风喻箴刺君上。其作诗也，本心主意，使合於宫商相应之文，播之於乐，而依违谲谏，不直言君之过失，故言之者无罪。人君不怒其作主而罪戮之，闻之者足 以自戒。人君自知其过而悔之，感而不切，微动若风，言出而过改，犹风行而草偃，故曰“风”。上言“风，风也，教也”，向下以申风义。此云“故曰风”，向上 而结彼文，使首尾相应，解尽风义。此六义之下而解名风之意，则六义皆名为风，以风是政教之初，六义风居其首，故六义总名为风，六义随事生称耳。若此辞总上 六义，则有正、变，而云“主文谲谏”，唯说刺诗者，以诗之作皆为正邪防失，虽论功诵德，莫不匡正人君，故主说作诗之意耳。诗皆人臣作之以谏君，然后人君用 之以化下。此先云“上以风化下”者，以其教从君来，上下俱用，故先尊后卑。襄十六年《左传》称齐人伐鲁，求救於晋。晋人不许。穆叔见中行献子，赋《圻 父》。献子曰：“偃知罪矣。”穆叔赋，而晋人不得怨之，是言之者无罪也。献子服罪，是闻之者足以戒也。俗本“戒”上有“自”字者，误。定本直云“足以戒” 也。〇笺：“风化”至“直谏”。〇正义曰：风者，若风之动物，故谓之“譬喻，不斥言也”。人君教民，自得指斥，但用诗教民，播之於乐，故亦不斥言也。上言 “声成文”，此言“主文”，知作诗者主意，令诗文与乐之宫商相应也。如上所说，先为诗歌，乐逐诗为曲，则是宫商之辞，学诗文而为之。此言作诗之文，主应於 宫商者，初作乐者，准诗而为声，声既成形，须依声而作诗，故后之作诗者，皆主应於乐文也。谲者，权诈之名，讬之乐歌，依违而谏，亦权诈之义，故谓之谲谏。
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，政教失，国异政，家殊俗，而变风、变雅作矣。
【疏】“至于”至“雅作矣”。〇正义曰：《诗》之风、雅，有正有变，故又言变之意。至于王道衰，礼义废而不行，政教施之失所，遂使诸侯国国异政，下民 家家殊俗。诗人见善则美，见恶则刺之，而变风、变雅作矣。“至于”者，从盛而至于衰，相承首尾之言也。礼义言废者，典法仍存，但废而不行耳。
国史明乎得失之迹，伤人伦之废，哀刑政之苛，吟咏情性，以风其上。〔〇“苛”，本亦作“荷”，音何，苛虐也。吟，疑今反，动声曰吟。“风其上”，福凤反。〕
【疏】“国史”至“上”。〇正义曰：上既言变诗之作，此又说作变之由。言国之史官，皆博闻强识之士，明晓於人君得失善恶之迹，礼义废则人伦乱，政教失 则法令酷，国史伤此人伦之废弃，哀此刑政之苛虐，哀伤之志郁积於内，乃吟咏己之情性，以风刺其上，觊其改恶为善，所以作变诗也。国史者，周官大史、小史、 外史、御史之等皆是也。此承变风、变雅之下，则兼据天子诸侯之史矣。得失之迹者，人君既往之所行也。明晓得失之迹，哀伤而咏情性者，诗人也。非史官也。 《民劳》《常武》，公卿之作也。《黄鸟》《硕人》，国人之风。然则凡是臣民，皆得风剌，不必要其国史所为。此文特言国史者，郑答张逸云：“国史采众诗时， 明其好恶，令瞽矇歌之。其无作主，皆国史主之，令可歌。”如此言，是由国史掌书，故讬文史也。苟能制作文章，亦可谓之为史，不必要作史官。《駉》云“史克 作是颂”，史官自有作诗者矣，不尽是史官为之也。言明其好恶，令瞽矇歌之，是国史选取善者，始付乐官也。言其无作主，国史主之，嫌其作者无名，国史不主之 耳。其有作主，亦国史主之耳。“人伦之废”，即上“礼义废”也。“刑政之苛”，即上“政教失”也。动声曰吟，长言曰咏，作诗必歌，故言“吟咏情性”也。
达於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。故变风发乎情，止乎礼义。发乎情，民之性也；止乎礼义，先王之泽也。
【疏】“达於”至“之泽”。〇正义曰：此又言王道既衰，所以能作变诗之意。作诗者皆晓达於世事之变易，而私怀其旧时之风俗，见时世政事，变易旧章，即 作诗以旧法诫之，欲使之合於礼义。故变风之诗，皆发於民情，止於礼义，言各出民之情性而皆合於礼义也。又重说发情、止礼之意。发乎情者，民之性，言其民性 不同，故各言其志也；止乎礼义者，先王之泽，言俱被先王遗泽，故得皆止礼义也。展转申明作诗之意。“达於事变”者，若唐有帝尧杀礼救危之化，后世习之，失 之於俭不中礼。陈有大姬好巫歌舞之风，后世习之，失之於游荡无度。是其风俗改变，时人晓达之也。“怀其旧俗”者，若齐有太公之风，卫有康叔之化，其遗法仍 在，诗人怀挟之也。诗人既见时世之事变，改旧时之俗，故依准旧法，而作诗戒之。虽俱准旧法，而诗体不同，或陈古政治，或指世淫荒。虽复属意不同，俱怀匡救 之意，故各发情性，而皆止礼义也。此亦兼论变雅，独言变风者，上已变风、变雅双举其文，此从省而略之也。“先王之泽”，谓先王有德泽而流及於后世，诗人得 其馀化，故能怀其旧俗也。郑答张逸云：“旧俗者，若晋有尧之遗风，先王之泽，卫有康叔馀烈。”如此言，则康叔当云先公，而云先王者，以变雅有先王之泽，变 风有先公之泽。故季札见歌《齐》，曰：“表东海者，其太公乎？”见歌小雅，曰：“犹有先王之遗民。”是其风禀先公，雅禀先王也。上举